文华自治试验沉浮

落选的刘强发表感言，“虽然落选，但还是要祝贺当选的黎国”，随后他主动走向黎，两人握手拥抱。远处一条横幅上写着：“今天没有失利者，文华人都是赢家。”

整个2014年都令人疲惫，“后来已经发展到不喜欢一个人，就会反对他的提案，拉一大堆人，就是不给他过”。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觉得有竞选好，还是没有竞选好？”听到这个问题受访居民代表都毅然选择了前者。

“应该申请多少，就让居委会领导定吧。”

“你们才是领导。”

“首先要感谢罗湖区社工委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感谢领导的部分请略过。”

这段不寻常的对话，出现在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的居民代表大会上。2013年4月，一场城市居民自治试验在文华社区铺开——既有能力培养，也有公共资源分配。主政者希望用两三年的时间，教会居民理性议事，逐步提升他们的自治能力。

在这场如何“花好钱”的练习中，居民代表们与议事规则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尽量不跑题、不诛心、不人身攻击、不打断话头，共同管理每一笔预算，举办公共活动。象征议事规则的法槌、代表权利的投票牌，都是神圣之物。

然而，随着试点的深入，这场城市社区的自治试验在行政惯性中浮沉，人性和文化习性亦被揭开一条裂口。

从对事不对人的讨论，到吵架、内斗和分裂，这一自治试验运行两年多来，与启动时的初衷已渐行渐远——会越开越少，决议越来越难通过，作为自治重要载体的“幸福资金”也乏人问津。2015年7月以来，文华自治形态由“我的社区我做主”换成了“基层协商民主”，这场社区试验重新回到了起点。

“原来开会真能解决问题”

“原来开会真能解决问题。”2012年12月的一场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广场议事会，让文华社区居民成艳第一次体会到“开会”的益处。

过去十多年里，她和邻居们被一墙之隔的东益汽车广场“坑”得很惨——油性漆很臭，夜里修车吵得睡不着，投诉也没有用。愤怒之下，邻居们曾朝墙那头的厂区扔过垃圾，还有人想用棉被去堵车厂的管道，甚至想浇汽油示威。

开会那天，成艳作为议事代表，特意穿了黑纱衣，“为了表达冷静”。但让她真正冷静下来的不是衣服，而是一个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新东西：居民和企业代表轮流起立发言，计时2分钟，不能超时；代表不能打断发言者，反对意见要等一方发言完才能提出。

议题很集中：怎样有效执行对汽车企业的监督？经过3小时对话，大家举手表决选出了东益汽车监督委员会，订立一套契约，其中最给力的一条是：居民代表如发现企业排污不达标或超过规定时间仍在开工，将有权告知管理处对其给予停电处罚。这条规矩一直执行到现在，企业不得不改用气味更小的水性漆，到时间就收工。

事实上，那场会议是罗湖区社工委的一次议事实验。没有拍桌子吵架、没有跑题，还促成了难题的解决，这让时任罗湖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吕毅感受到，“任何社区问题都可以从理性对话开始”。

文华社区的议事氛围早有铺垫。2012年，文华社区就被作为罗湖区委书记倪泽望的挂点社区，推动一人一票直选楼栋居民代表。成艳正是当时选出的代表，与她同样经历选举成为居民代表的人有110多位。“大家都相信‘我的社区我做主’。”成艳回忆。

2013年初，在区委书记倪泽望的支持推动下，文华社区正式成为罗湖区居民自治的“试验田”。具体推进者是区社工委。他们先是聘请议事专家袁天鹏成为议事课堂的“教练”；又拨款成立“幸福资金”，交给居民自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