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推销员”金立群

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发起了一次探讨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机构框架的会议，当天金立群“多次与欧洲各国的代表消失在会场的其他房间”。

6月，财政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亚投行有关章程的制定。“各个国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来的”。

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数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015年7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

事实上，《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前数月，金立群就已经与“亚投行”这个标签形影不离。他先是被任命为财政部亚投行筹备组组长。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秘书长，亲自搭建起亚投行框架。

亚投行，这个由中国发起创立的第一个多边国际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未来将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0月29日，亚投行第一次亮相时，仅有22个创始成员国，而截至2015年4月15日，它的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包括亚洲大部分国家以及美日加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

在亚投行版图扩大的背后，有金立群穿梭游说于各国的身影。

金立群是谁？此前他一直不为公众熟知。财政部有关工作人员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约访金立群的请求，“等8月底才能尘埃落定”。到时亚投行将举行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正式选举候任行长。

财政部在一个简短公告中，评价他“具有在政府部门、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经验”。他是外媒笔下“彬彬有礼且行事老练的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和前亚洲开发银行官员”，是财政部工作人员眼中好读文学书籍的领导，各国政要眼中“说话有技巧”的金融外交家。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不错。

在未来的亚投行议程中，金立群被寄予了平衡各国利益的期待。从林毅夫到朱民，再到金立群，尽管国际组织中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但中国人担任国际公务员和国际机构领导层的人数，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仍然不成比例。

亚投行的推销者

时间回到四个月前。2015年3月12日，英国财政部官网突然发布一则消息，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写道：“我很高兴在此宣布，英国今天决定成为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行列的首个主要西方国家。”

这对亚投行筹备组而言，无疑是一次戏剧性转折。

就在2014年10月24日，《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在北京签署时，意向创始成员国只有21个。之后的138天里，它的合作版图仅扩大到了27国，除了新西兰之外，其他全是亚洲国家，被西方国家调侃为“亚洲国家的自娱自乐”。

英国的决定打破了欧洲的沉默，18天内，17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筹备组在2015年4月15日公布，截至报名结束时，意向创始成员国猛增到57个。亚投行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国际多边机构。

“他（金立群）在筹建岗位上做了很多铺垫工作，面对大量国际合作方，以客观合理的方式，使对方对我们的倡议和发展要领有了理解和认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138天的“窗口时间”里，财政部亚投行筹备组与世界各国经历了怎样的博弈？

“他（金立群）作为组长，那几个月去见了很多国家的人，一直在不断游说，”财政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很擅长协调各方利益，说话很有技巧。”

最初，美国曾希望欧洲各国抵制亚投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刘东民分析，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已存在多年，美国也因此一直占据国际金融秩序的顶点。但对欧洲国家而言，以重点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目的的亚投行，机会显而易见。

“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对外界的疑虑，金立群这样回答。

《日本经济新闻》披露，2015年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发起了一次探讨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机构框架的会议，当天金立群“多次与欧洲各国的代表消失在会场的其他房间”。

英国最早按捺不住。“这里面肯定也是有英国保守党自己的利益考量”，财政部上述官员说，他拒绝透露更多谈判细节。英国媒体猜测，有可能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考虑到5月的大选，为了迎合英国经济界而做出的决定。

金立群在各国穿梭游走，促使他们早做决定。对各个国家来说，董事席位、行长和副行长人选、以及未来亚投行分行所在地，都会成为竞争的重点。“他（金立群）斡旋欧盟各成员国的功力已在北京传为美谈”，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评价。

例如，卢森堡2015年3月11日就悄悄递交了申请，准备2周后对外公布。消息传到英国政府的版本是：一个不知名的“欧洲小国”会比英国更早加入亚投行。焦虑的伦敦把本应在2015年3月17日公布的消息，提前了5天公布。

随后，欧洲诸国唯恐落后，法国甚至直到与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的2015年3月16日上午，才抵达北京讨论加入亚投行的细节。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则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现场宣布的。

财政部的“英语文学硕士”

长于言辞、谈吐有文学修养，是金立群的特点。“他能说很典雅的英文，熟知东西方文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另一位财政部工作人员则回忆，金立群在给部里开讲座时，“常引用诗歌”。

在与澳大利亚全国基金协会主席Steve Howard交流时，金立群将对方比作该国小说《人类之树》中的垦荒人，向其示好。英国记者吉密欧这样描述金立群：“他与英国人交流时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他还向法国人讲述自己多么迷恋法国文化；并且跟德国人说，因为他们诚实，所以自己最喜欢他们”。

他在英文翻译方面也有心得，曾为自己导师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歌选集》担纲过注释和修订，还主持翻译过美国作家罗恩·彻诺的畅销书《摩根全传》。

2009年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经济学家许小年，怎么把中文的“不折腾”翻译成英文，让外国人能听懂，同在会上的金立群被请来救场。他直率地说：“不要想找出一个词，但要努力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例如，从‘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国家曾经‘折腾’过多次。”

他先提出用莎翁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无事生非）来对应“折腾”，又觉得不够好，“如果硬要翻译，我觉得最接近的词就是‘don't rock the boat’，或者‘no boat rocking’（不要晃船）”。

金立群出生于江苏一个教师家庭，初中曾自学大学英语教材。他在写给高中母校南菁高级中学130周年校庆的文章中，曾忆及自己因为太着迷于英语，甚至被英文老师“约法三章”，要求他“学英文不能影响其他学科”。

高一念完后，“文革”就来了，他在常熟农村插队务农十年，高中英文老师廖慕禹给他寄的莎士比亚戏剧原版书，成了他“在乡间长夜中自学时的良友”。

1978年，29岁的他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文革”后的首届英语研究生班，师从英文大师王佐良、许国璋。那一届只录了12名学生。之后，他以一篇语言学论文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

而就在他临近毕业的1980年，中国恢复了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而英语人才是奇缺资源。有志于学术道路的金立群，人生发生了改变。许国璋教授的昔日弟子请他从研究生中推荐一人调财政部后赴世界银行工作，许老建议金立群考虑这一方向，因为“中国更需要经济和金融人才”。他最终决定采纳许老的建议。

第一个亚行副行长

“放眼看去，找不到比他（金立群）更合适的（亚投行行长候选人）人选，无论是知识结构、工作经验还是国际舞台上的人脉”，财政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肯定地说。

金立群从1980年开始，一直在与金融和投资行业打交道，他亦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批接触国际金融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在财政部工作23载，官至副部，其间四次赴海外工作。

1982年底，金立群奉调回国。那是中国开始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第2年。在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任副处长的他，主管的领域正是世界银行贷款。他先后负责了公路、铁路、港口、发电和输变电、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准备和谈判工作。

“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老旧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压电路，也没有集装箱的港口。在黄浦江下并没有隧道，邮局比电信的速度还快，没有办法打电话只能通过寄信方式交流”，这段经历让金立群看到，当国家外汇紧缺、基础设施破旧时，来自多边银行和机构的借贷有着重大的意义。

1987年，金立群作为汉弗莱奖学金获得者（Humphrey Fellow），被送到美国波士顿大学进修一年经济。

在这个外国文学硕士的描述中，经济学并不难学。“需要学高等数学课程，觉得自己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他说。他还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经济学基本的东西我都读了，但是我没有一头扎到学术深海里，没有时间去搞过分理论性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问题的视角。”

其后，他先后担任过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务。在就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他曾参与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并在亚行、世界银行集团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担任副理事。

2003年，时年54岁的他成为亚行副行长，成为这家多边合作银行1965年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副行长。根据亚行传统，4位副行长中，一位要来自列第一大股东的日本或美国，一位来自欧洲，亚洲地区共同竞争两个副行长，此前二十余年，中国人未能成功当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近日金立群与各国大使的一次聚会中，他曾谈到，自己担任亚行副行长时，遇到给柬埔寨的贷款出了问题，他曾经飞到金边，与柬埔寨总理洪森面谈。

此后六年，他又先后在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10月，在兼任了数月的亚投行筹备组组长后，金立群正式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离职，全职准备亚投行的相关事务。

“他有非常大的 可能性会当选”

按亚投行候任行长遴选程序，意向创始成员国须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候选人，之后将在8月下旬举行的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确定候任行长人选。

“北京提出的候选人实力很强，”7月6日中方提名公布时，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表态称，“以往（多边机构的）传统是，如果最大的股东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候选人，通常是这个候选人胜出。”

目前，中国以297.804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26.06%的投票权，居现阶段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亚投行行长应该具有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背景、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以及成员国的认可和接纳。而在未来，亚投行涉及各个经济体的利益分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这样的人在亚投行成员国中并不多，”他说，“我们的人选是很有说服力的。”

截至2015年7月15日，印度、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等亚投行的主要股东，都还没有公开提出自己的候任行长候选人。

比起无风无浪的行长位置，各个创始成员国更关注的是，本国能否在其他管理职位或董事会中谋取一席？游戏规则又是怎样的？

2015年6月，财政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亚投行有关章程的制定。“这里面各个国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来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长楼继伟宣布，“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各方已就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达成重要共识，形成了高质量的协定文本。”

当月2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联合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亚投行协定”）。有媒体披露，亚投行将执行一套不同于世界银行和亚行的管理方式——由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来进行领导，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亚投行的管理架构是1个行长、10个副行长。而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董事会设12名成员，域内（即亚洲国家）9名，域外（即非亚洲国家）3名。

“所有国家都是当然理事成员，再从中推举出行长、副行长和执行董事，”金灿荣说，“副行长是各个国家都会争取的。”据他介绍，董事会成员人选的博弈，取决于国家地位、出资额和地区代表性。

目前，各个域外国家已经摩拳擦掌，相继对外表态，火药味十足。

2015年5月21日，柯慕贤对外表示，德国将在亚投行的董事会中获得一个席位。7月1日，澳洲财长霍基（Joe Hockey）也向外透露，他得到保证澳洲将会在亚投行董事会获得一个席位。7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对俄国媒体放出了风，称俄罗斯不仅有一定比例的投票权，而且在银行的管理层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的岗位。

“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参与进来，各自谋取话语权、谋划未来利益，在未来的治理中，怎么样协调不同意见？”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刘东民期待：“希望在投票和人员选拔环节做到公开公正，在尊重现代治理规则的背景下，把内部利益调节好。”

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

金立群着手筹办亚投行后，他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经历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近十几年来，在重要国际组织中寻找中国面孔，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刚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就是一抹黑，人才、经验全没有，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对国际规则熟悉了一些，人才培养也有了很大进步，”金灿荣说，“国力、政策和人才的共同推动，让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言权越来越大。”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除世界银行原常务副行长章晟曼于1995年开始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外，其他人都在2000年后才接任国际组织要职。

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工作的中国籍高官中，广为人知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CEO蔡金勇、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以及世界银行原常务副行长章晟曼。

这5位中国高官都是“50后”男性，都有留学经历，除章晟曼留学加拿大，其他四位都留学美国。其中，朱民和蔡金勇是1978年上的大学，与金立群同属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领域的国际组织，在担任相关机构高管的中国人中，“50后”也占了多数，鲜有“60后”身影。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外国邮政联盟国际局、国际电信联盟等专业性较强国际组织的高管，都来自相关专业领域，且多有英国或美国的留学经历。而联合国、国际展览局等组织的高管主要是外交官。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来自香港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来自台湾的林毅夫之外，高管们全部来自江浙沪三省，例如林建海、章晟曼、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联合国国际法院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院长史久镛、国际展览局前主席吴建民等等。

但是，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数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联合国为例，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非翻译类职位的中国籍专业人员是74名，远低于联合国开列出的恰当幅度——116到157人。而在这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是11人，低于美国48人，法国18人，日本14人，英国19人，德国17人。

为此，联合国的微博连续两年针对中国放出招聘启事。由中国联合国协会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合办的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培训班，在今年将举行第五期。

苏浩分析，尽管国际组织中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但是目前，中国人担任国际公务员和国际机构领导层的人数，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成比例。人才供给不足，是中国籍公务员人数偏低的原因。

“国际很多重要机构，我们虽是成员国，但并没有作为国际公务员在里面获得一些职位，我们融入国际社会还不够，要让更多中国人有机会去国际机构任职和发挥作用。”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刘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