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长谈 怀一代报人余纪忠

一

面前的余先生穿深蓝色西装，白衬衫和深红细金条纹领带，一如他每日在中国时报七楼办公室的穿着，严肃庄重，典型的领导者风格。

他的脸色红润，精神奕奕，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已经过了米寿的人。记得几个月前他过生日，同仁联名送给他的卡片，还请我帮忙想贺词。有人说他的面容长型，是“龙相”，有威严。现在，在白天户外的光线底下，在秋天的荷花池边，透过自然光看着他的脸，两颊的法令纹和眼睛的鱼尾纹格外鲜明，反而有一种岁月真实的感觉。我想起来了，他和我同样属狗，但比我大了48岁，1910年生的。

两天前，他的秘书打电话来，告知星期日早上余先生约见。我随口问什么事。她只说，董事长要单独找我谈谈。作为中国时报的大家长，余先生约谈从来没有拒绝的余地，不管是假日年休，或者是远在美国的驻外记者，一样立刻坐飞机赶回来。

我们坐在历史博物馆二楼展场外的长廊，隔着荷花池，面对依然绿意盎然的植物园。

“这里很安静，空气也很好，可以慢慢谈。”余先生望了望前面的荷花池，有一种准备长谈的兴味。

二

一早起来运动的时候，我在河滨公园的步道上慢跑，一边揣测他找我谈什么事。

这是1997年深秋。年初，媒体开始传闻邓小平病危消息之际，余先生命令主笔群撰写好邓小平过世的社论，以备万一。由于我有长期在大陆采访的经验，写过一本《大逆转──世纪末透视中国》的书，被指定写作初稿。余先生似乎认为文章写得不错，并无太多改动，就通过了。或许还因为我担任中时晚报主笔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他将我从晚报总主笔的职务调到日报担任执行副总主笔。由于日报的总主笔兼了几个职务，这执行副总主笔会是社论工作的实际执行者，因此格外重要。或许他因此找我谈话吧。

从1980年在大学时代，以一首长诗得到时报文学奖开始，我就和时报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有一部摇滚音乐电影《矿工的女儿》很红，他们派了一个采访任务：据说矿工生活艰难，有人将女儿卖到瑞芳的红灯区去陪酒卖淫。我与矿工直接下到坑道底，和矿工一起流汗，了解到沉埋地底深层的幽暗之中的恐惧与奋斗。然而矿工的女儿确实并无被卖出的情事，于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矿坑里的黑灵魂》，但文章实在太长了，时报周刊无法刊载，我只好去投稿给另一家杂志《大地生活》，立即刊登了，并邀请我去帮忙编辑工作。

在一次聚会中，我认识了李明儒，他是美洲中国时报副总编辑，邀我去《美洲中国时报》。因为我在《大地生活》工作过，有人把我的资料给余先生。李明儒告诉余先生，我只是为了找工作去了《大地生活》，编辑的事他会教我的。余先生对李明儒说：“那你要负责把他教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