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有垄断企业戴上民意的笼头
目前中国面临的物价全面上涨压力，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电网到电力、从石油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都“功不可没”。
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引发一片恐慌，逼得发改委不得不发布紧急通知，布置抑制物价的五条具体措施，而加息与提高准备金率也无不剑指投资与出口。
在此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指望资源、能源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起到平抑物价、稳定民心的扛鼎作用。但我们再次见证国有垄断企业公益性的缺失，继石油巨头提出成品油涨价要求之后，电力企业也向发改委提出涨价申请，这不过是它们一系列在市场化名义下申请的其中一次，但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由资源、食物引发的全面通胀的巨大威胁，而显得格外扎眼、格外不得人心。尽管它们的提价要求暂被打压，但一次压制，换来的将是今后资源价格的报复性上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历史经验。
国有企业具有公益性质，这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我国必须由国有企业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除此之外的行业都应该实行市场开放，由竞争体制产生价廉物美的消费品。
国有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公益性质，天然地决定了他们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维护经济安全，保持社会与经济稳定。因此，在目前物价上涨威胁到民生的关键时刻，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展现公益性质、为自身争取民意合法性的关键时刻。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把所有的资源廉价地配置给它们“做大做强”。
很可惜，它们的表现已经不仅仅用让人失望可以形容，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助推剂，甚至有趁火打劫之嫌。
石油、电力等都是基本资源，所谓百物之王，一涨百涨，其作用与粮价相同。以１９７３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上涨为例，当时石油价格的大规模上涨，导致了消费者支付的能源价格上涨和使用能源的企业营运成本提高，还带动了非能源的石油新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次石油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当于石油出口国对石油进口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同时征税，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都出现紧缩，经济项目赤字增加，最主要工业国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美国从１９７３年的６．２％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５％，意大利从１９７３年的１０．８％上升到 ２１．２％，世界经济步入衰退。资源价格对于通胀和经济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我国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威胁，不仅要寄希望于夏粮、秋粮丰收，还要寄希望于中国的资源性垄断企业的赢利野心能适当收缩一点。
从目前来看，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公益性质在减少——即便还保留了一些，也是行政强力压制下的产物——而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在加强，国人一再听到中石化等企业位列世界五百强，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并列的喜讯，也一再尝到经济被垄断企业绑架后，上游产品涨价没商量的苦涩。这些企业一方面在为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的亏损而抱怨不休，另一方面却神奇地屡次被评为亚洲最赚钱企业，向国外投资者大派红利。现在，故事重演，电力企业说自己面临“全面亏损”。
国有企业公益与市场的冲突，是一种本质冲突，他们借公益之名攫取廉价资源、牺牲了消费者利益之后，又以市场为名要求自己生产的资源价格提价。可以说，目前中国面临的物价全面上涨压力，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电网到电力、从石油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都“功不可没”。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只能进行外界约束，但并非行政约束。如果我们以听证会这样的形式进行约束，在信息不对称与技术霸权的情况下，基本只能以走过场告终。以民众的代议制权力约束无限膨胀的垄断权力，在人大财经委之下设立能源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在关键时刻及时举办听证会，并及时地公之于众，形成各方合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改观。
国有垄断企业的定性是模糊的，从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在物价上升期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光彩的。既然寄希望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良心发现极不现实，我们只能转而求助于代表民意的人大制度的帮助。
在此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指望资源、能源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起到平抑物价、稳定民心的扛鼎作用。但我们再次见证国有垄断企业公益性的缺失，继石油巨头提出成品油涨价要求之后，电力企业也向发改委提出涨价申请，这不过是它们一系列在市场化名义下申请的其中一次，但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由资源、食物引发的全面通胀的巨大威胁，而显得格外扎眼、格外不得人心。尽管它们的提价要求暂被打压，但一次压制，换来的将是今后资源价格的报复性上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历史经验。
国有企业具有公益性质，这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我国必须由国有企业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除此之外的行业都应该实行市场开放，由竞争体制产生价廉物美的消费品。
国有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公益性质，天然地决定了他们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维护经济安全，保持社会与经济稳定。因此，在目前物价上涨威胁到民生的关键时刻，正是国有垄断企业展现公益性质、为自身争取民意合法性的关键时刻。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把所有的资源廉价地配置给它们“做大做强”。
很可惜，它们的表现已经不仅仅用让人失望可以形容，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助推剂，甚至有趁火打劫之嫌。
石油、电力等都是基本资源，所谓百物之王，一涨百涨，其作用与粮价相同。以１９７３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上涨为例，当时石油价格的大规模上涨，导致了消费者支付的能源价格上涨和使用能源的企业营运成本提高，还带动了非能源的石油新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次石油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当于石油出口国对石油进口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同时征税，各国的消费和投资都出现紧缩，经济项目赤字增加，最主要工业国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美国从１９７３年的６．２％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５％，意大利从１９７３年的１０．８％上升到 ２１．２％，世界经济步入衰退。资源价格对于通胀和经济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我国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威胁，不仅要寄希望于夏粮、秋粮丰收，还要寄希望于中国的资源性垄断企业的赢利野心能适当收缩一点。
从目前来看，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公益性质在减少——即便还保留了一些，也是行政强力压制下的产物——而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在加强，国人一再听到中石化等企业位列世界五百强，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并列的喜讯，也一再尝到经济被垄断企业绑架后，上游产品涨价没商量的苦涩。这些企业一方面在为生产链条上下游企业的亏损而抱怨不休，另一方面却神奇地屡次被评为亚洲最赚钱企业，向国外投资者大派红利。现在，故事重演，电力企业说自己面临“全面亏损”。
国有企业公益与市场的冲突，是一种本质冲突，他们借公益之名攫取廉价资源、牺牲了消费者利益之后，又以市场为名要求自己生产的资源价格提价。可以说，目前中国面临的物价全面上涨压力，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电网到电力、从石油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都“功不可没”。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只能进行外界约束，但并非行政约束。如果我们以听证会这样的形式进行约束，在信息不对称与技术霸权的情况下，基本只能以走过场告终。以民众的代议制权力约束无限膨胀的垄断权力，在人大财经委之下设立能源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在关键时刻及时举办听证会，并及时地公之于众，形成各方合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改观。
国有垄断企业的定性是模糊的，从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在物价上升期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光彩的。既然寄希望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良心发现极不现实，我们只能转而求助于代表民意的人大制度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