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治人物应“意在笔先”
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政治家的政治实践背后是否有“意义”支撑，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至于其个人才艺的高下，倒在其次。
《人民日报》9月4日发表了温家宝总理题为《仰望星空》的诗作，他以诗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星空”的感悟。我们知道温家宝从未声称自己是诗人，不过是赋诗明志、以诗寄情而已——《仰望星空》正是寄托他的精神追求和对年轻学子殷殷期望的作品。
中国古典文论有个说法，叫“意在笔先”，意思是说，先有立意和构思，然后下笔作书画或诗文。这里借用其字面，意思略有引申，即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文艺作品评价，应当将其思想内容优劣置于表现手法的高下之前；再进一步，对一个政治人物历史功业的评价，应当将其政治作为的功过置于个人才艺（乃至个人魅力）的大小之前。
就温家宝的《仰望星空》一诗而言，诗艺的工拙在其次，它所表达的志趣和期盼值得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倾听。《伊索寓言》以只顾仰望星空却不幸落入井中的天文学家，来讽刺某些人“连人们认为是普通的事情都办不到，却拼命夸夸其谈”。中国人确曾被号召做过这样的“天文学家”，肚子都吃不饱，却奢谈“灵魂深处闹革命”、“解放全人类”。如今，倒过来了，“务实”得可怕，只剩下赚钱和物质享乐了（至于何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何让人们“仰望星空”，那是另外的话题）。因此，温家宝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他“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这是对“同学们”这个中国未来的精英群体的期望。这首诗的引言特别值得注意：关注天空的人只是“有一些”；“关心脚下的事情”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只是”。他的话很有分寸，因而是清醒的。至于他的诗艺能否和诗人北岛比，和写《望星空》的郭小川比，那并不重要。
今年春天，温家宝与文艺界人士的谈话打动了不少人，“两会”之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也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他在包括讲话时所表现的知识素养厚薄不是主要的，甚至他态度的坦诚也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的讲话或文章所表现的价值取向令听者欣慰。其表现的价值取向之所以引人关注，当然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持同样价值观的在知识精英中不乏其人。
现在就说到“意在笔先”更重要的一层。古今中外，可资例证的太多了。乔治·华盛顿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与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共和国制度，可以南面称王而他毅然选择功成身退，这种政治作为的千古垂范，甚至使《华盛顿文选》和《华盛顿传》可有可无。林肯《葛底斯堡演讲》的流芳百世靠的也不是辞采，而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光辉思想。中国历史上，书法上乘的宋徽宗、填词大家南唐后主李煜的艺术才华自然了不起，作为政治人物他们却是应受唾骂的祸国殃民的败家子。
不必扯那么远，近例就在眼前。读《邓小平文选》，你找不到什么华丽辞藻，他讲话基本上不引经据典，语言质朴得使你无法把他与读过旧书、留学法国的经历相联系，甚至他最经典的表述“不管白猫黑猫”本来就出自民间俚语。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承认他对拨乱反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格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样，我们也忘不了“文学治国”一度给中国造成的祸害。“文革”中“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虽然当时有马屁文人对这样的“战略部署”和领导人的文学才能评价极高，但今天用现代政治眼光看来，就政治人物个人角度而言是闹剧一场，从民族命运看则无疑是一场悲剧。
俱往矣，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还是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吧。政治家的政治实践背后是否有“意义”支撑，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至于其个人才艺的高下，倒在其次。
中国古典文论有个说法，叫“意在笔先”，意思是说，先有立意和构思，然后下笔作书画或诗文。这里借用其字面，意思略有引申，即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文艺作品评价，应当将其思想内容优劣置于表现手法的高下之前；再进一步，对一个政治人物历史功业的评价，应当将其政治作为的功过置于个人才艺（乃至个人魅力）的大小之前。
就温家宝的《仰望星空》一诗而言，诗艺的工拙在其次，它所表达的志趣和期盼值得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倾听。《伊索寓言》以只顾仰望星空却不幸落入井中的天文学家，来讽刺某些人“连人们认为是普通的事情都办不到，却拼命夸夸其谈”。中国人确曾被号召做过这样的“天文学家”，肚子都吃不饱，却奢谈“灵魂深处闹革命”、“解放全人类”。如今，倒过来了，“务实”得可怕，只剩下赚钱和物质享乐了（至于何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何让人们“仰望星空”，那是另外的话题）。因此，温家宝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他“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这是对“同学们”这个中国未来的精英群体的期望。这首诗的引言特别值得注意：关注天空的人只是“有一些”；“关心脚下的事情”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只是”。他的话很有分寸，因而是清醒的。至于他的诗艺能否和诗人北岛比，和写《望星空》的郭小川比，那并不重要。
今年春天，温家宝与文艺界人士的谈话打动了不少人，“两会”之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也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他在包括讲话时所表现的知识素养厚薄不是主要的，甚至他态度的坦诚也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的讲话或文章所表现的价值取向令听者欣慰。其表现的价值取向之所以引人关注，当然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持同样价值观的在知识精英中不乏其人。
现在就说到“意在笔先”更重要的一层。古今中外，可资例证的太多了。乔治·华盛顿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与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共和国制度，可以南面称王而他毅然选择功成身退，这种政治作为的千古垂范，甚至使《华盛顿文选》和《华盛顿传》可有可无。林肯《葛底斯堡演讲》的流芳百世靠的也不是辞采，而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光辉思想。中国历史上，书法上乘的宋徽宗、填词大家南唐后主李煜的艺术才华自然了不起，作为政治人物他们却是应受唾骂的祸国殃民的败家子。
不必扯那么远，近例就在眼前。读《邓小平文选》，你找不到什么华丽辞藻，他讲话基本上不引经据典，语言质朴得使你无法把他与读过旧书、留学法国的经历相联系，甚至他最经典的表述“不管白猫黑猫”本来就出自民间俚语。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承认他对拨乱反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格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样，我们也忘不了“文学治国”一度给中国造成的祸害。“文革”中“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虽然当时有马屁文人对这样的“战略部署”和领导人的文学才能评价极高，但今天用现代政治眼光看来，就政治人物个人角度而言是闹剧一场，从民族命运看则无疑是一场悲剧。
俱往矣，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还是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吧。政治家的政治实践背后是否有“意义”支撑，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至于其个人才艺的高下，倒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