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决还是注射，这是个问题
用相对文明的执行方式体现对非暴力犯罪的“网开一面”，体现对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区别对待，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济南“７·９”爆炸案主犯段义和、陈志９月５日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
段义和捕前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他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为了摆脱柳海平，段义和与陈志等人制造了济南“７·９”爆炸案，将柳海平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
段义和死了，但关于他怎么死的，是枪决而死还是注射而死，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
有人分析：此案一审在淄博中级法院，那么按惯例该在淄博执行死刑，特意改在济南执行，或许因为淄博不具备注射死刑的条件；而新华社通稿没有具体说明执行死刑的方式，则可能考虑到官员注射死刑的比较多（最近的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民间颇多微词，认为注射死刑成了官员的一种“待遇”。如果段义和是被枪决的，如此体现“官民平等”的事实，注定不会被忽略，所以，“不说”已说明一切。
上述猜测虽有几分道理，但毕竟只是猜测。从知情权角度看，一个制造爆炸案炸死情妇、危及公共安全的贪官，是被枪决的还是被注射的，不该成为秘密；而从死刑执行的角度看，新闻不说公众就只能瞎猜测，则暴露了在“让死刑犯如何去死”的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操作规程，公众难有明确判断。
同样是死，枪决和注射给罪犯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惧，罪犯家属的心理感受，都有很大不同。注射，更符合人道主义和司法文明化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该让每名死刑犯都享受到这种“待遇”。然而，如果暂时还无法做到，只能一部分枪决，一部分注射，那么枪决谁，注射谁，就必须有个规矩——规矩的内容可以探讨，但“谁官大谁注射”却万万不行。
姑且提出一个原则：暴力犯罪枪决，非暴力犯罪注射。这样做或许相对合理。
首先，虽然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观念早已超越简单的报应，但作为一种朴素的理念，报应情结仍深存于人们心底，是刑罚得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重要根据。适用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报应，但刑罚必须体现报应。当社会进步程度不足以让每一名死刑犯都享受注射“待遇”，注定有一部分人要“以血还血”的时候，让有“血债”的暴力犯罪罪犯去承受，比让非暴力犯罪罪犯承受，更符合报应理念，也更公平。
其次，这是对暴力犯罪最强烈的否定评价，体现对生命健康权利的格外保护。包括死刑执行方式文明化在内的司法文明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质疑的声音却同样给我们启示，那就是：用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对付最野蛮的犯罪，法律才算“各尽所能”。杀人、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以其残忍、血腥，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最直接的暴力侵害和心理伤害。对这部分罪犯，从严打击不仅体现在量刑上，也应体现在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上。
这些年，不时有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呼声。目前看，尚不现实。但用相对文明的执行方式体现对非暴力犯罪的“网开一面”，体现对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区别对待，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具体设想是：“暴力犯罪枪决，非暴力犯罪注射”作为基本原则，一审、二审法院不得擅自变更，两审判决书、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决定书，都应该明确死刑的执行方式。如果有特殊情节，需要变更死刑执行方式，可由一、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建议，由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决定。
如此，指挥执行的法官在面对死刑犯“为什么他可以注射，我却要枪决”的提问时，才不会无言以对，死刑犯将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的最后的公平。
段义和捕前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他与被害人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为了摆脱柳海平，段义和与陈志等人制造了济南“７·９”爆炸案，将柳海平当场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
段义和死了，但关于他怎么死的，是枪决而死还是注射而死，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
有人分析：此案一审在淄博中级法院，那么按惯例该在淄博执行死刑，特意改在济南执行，或许因为淄博不具备注射死刑的条件；而新华社通稿没有具体说明执行死刑的方式，则可能考虑到官员注射死刑的比较多（最近的一个是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民间颇多微词，认为注射死刑成了官员的一种“待遇”。如果段义和是被枪决的，如此体现“官民平等”的事实，注定不会被忽略，所以，“不说”已说明一切。
上述猜测虽有几分道理，但毕竟只是猜测。从知情权角度看，一个制造爆炸案炸死情妇、危及公共安全的贪官，是被枪决的还是被注射的，不该成为秘密；而从死刑执行的角度看，新闻不说公众就只能瞎猜测，则暴露了在“让死刑犯如何去死”的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操作规程，公众难有明确判断。
同样是死，枪决和注射给罪犯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惧，罪犯家属的心理感受，都有很大不同。注射，更符合人道主义和司法文明化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该让每名死刑犯都享受到这种“待遇”。然而，如果暂时还无法做到，只能一部分枪决，一部分注射，那么枪决谁，注射谁，就必须有个规矩——规矩的内容可以探讨，但“谁官大谁注射”却万万不行。
姑且提出一个原则：暴力犯罪枪决，非暴力犯罪注射。这样做或许相对合理。
首先，虽然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观念早已超越简单的报应，但作为一种朴素的理念，报应情结仍深存于人们心底，是刑罚得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重要根据。适用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报应，但刑罚必须体现报应。当社会进步程度不足以让每一名死刑犯都享受注射“待遇”，注定有一部分人要“以血还血”的时候，让有“血债”的暴力犯罪罪犯去承受，比让非暴力犯罪罪犯承受，更符合报应理念，也更公平。
其次，这是对暴力犯罪最强烈的否定评价，体现对生命健康权利的格外保护。包括死刑执行方式文明化在内的司法文明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质疑的声音却同样给我们启示，那就是：用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对付最野蛮的犯罪，法律才算“各尽所能”。杀人、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以其残忍、血腥，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最直接的暴力侵害和心理伤害。对这部分罪犯，从严打击不仅体现在量刑上，也应体现在死刑执行方式的选择上。
这些年，不时有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呼声。目前看，尚不现实。但用相对文明的执行方式体现对非暴力犯罪的“网开一面”，体现对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区别对待，却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具体设想是：“暴力犯罪枪决，非暴力犯罪注射”作为基本原则，一审、二审法院不得擅自变更，两审判决书、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决定书，都应该明确死刑的执行方式。如果有特殊情节，需要变更死刑执行方式，可由一、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建议，由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决定。
如此，指挥执行的法官在面对死刑犯“为什么他可以注射，我却要枪决”的提问时，才不会无言以对，死刑犯将得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的最后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