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打虎记

傅斯年的这批书信和文章，是对抗战以来中国经济如何走向崩溃的总结，是对孔、宋家族以权谋利大发国难财的控状，是向贪官污吏宣战的檄文，也是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心迹的独白。

“五四”一代学生领袖，多年之后，王旗变幻，各奔前程，或光耀于学界，或得意于官场，或献身于主义，或埋头于书斋，而如傅斯年先生，秉持理想，踔厉风发，为国尽忠，为民请命者，民国以来第一人也。抗战爆发，将士在前线杀敌，他在后方打虎，苦斗十年，硬是把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拉下马来。陈寅恪赠诗：“天下英雄独使君”，非虚言也。

从学者到参政员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召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参加国防参议会，后来又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随着日军南侵，史语所一路南迁，全由傅斯年一手操办，累得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强支病体从繁忙的公务中挤点儿时间出席参政会，对他来说，只当是为抗战尽国民的义务。

当时，枪杆子紧握在蒋氏手中，钱袋子却牢牢抓在孔祥熙、宋子文手里。孔、宋龃龉，明争暗斗，但孔氏总占上风，把持财权的年头比宋要长得多。抗战期间，从1938年至1939年，孔任行政院院长，1939年底至1945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此期间，仍兼中央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要职。孔氏长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纵容子女，投机敛财，美、英等国报刊亦群起攻之，在国内外恶名昭彰。

屡次向蒋介石上书

傅斯年对此义愤填膺，1938年6月20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唉！政治！政治的第一现象是family clique（家族集团），势力与日俱增，……”（《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Ｐ675，下引用本书，简称“遗札”）在此之前，他已向蒋介石告过孔的状，“此信为肥贼所见，于是在财政部大闹三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大骂研究院，弄得汉口（作者注：当府政府在汉口）遍知，人人称快，而无人敢继我而起——中国人只是打死老虎的。”（遗札二卷，Ｐ676）他向胡适透露了正拟实施的打虎计划：“我已经写了好几封信到汉口去，又准于本星期日前往，以便有所布置，而做拼命之大举。故目下之战果不是告状了，而是决战（正在准备中）。”

过了二十多天，傅斯年向蒋介石呈上密信，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私德家风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自信望而言，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夫国民之指责孔院长，大体言之，不外纵容夫人、儿子如何如何敛钱耳。……且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一门举动之豪华，固不能不蒙物议。夫弘济艰难，人格为主，领导百僚，信望为先，平时且然，况此日乎？”（遗札二卷，Ｐ683-686）

又过了两个多月，战局急转之下，武汉撤退，广州不守，人心动摇，为国忧心的傅斯年与左舜生、钱端升等52人致书蒋介石，严斥行政院长种种失职行为，“论财政则筹款、借款每有贻误，只取坐吃山空之办法，致失时机。所有因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而召至之损失，不可不归咎人之不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