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红色通缉令的威力有多大?
香港前总华探长吕乐,香港经典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的原型,1973年开始逃亡生涯。直到死的那天,他一直躲在台湾。吕乐每年必须拿出大量现金,打点台湾政界和黑道人物,才能得到保护。
4月25日,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红色通缉令上百名外逃人员中的首个落网者。这标志着红色通缉名单正在发挥效力。对于外逃人员而言,这不啻为晴天霹雳。
那么,这份红色通缉令的威力有多大?能不能把名单上的这100人全部缉拿归案“一个都不能少地”抓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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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仅仅3天之后,4月25日上午11时,在中国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将公开曝光的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外逃人员后的首个落网者人员。
戴学民的归案,标志着红色通缉名单正在发挥效力。对于在逃人员而言,这不啻为晴天霹雳。那么,这份红色通缉令的威力有多大?能不能把名单上的这100人全部缉拿归案“一个都不能少地”抓回来呢?
他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确定嫌疑人是如何逃离的,是追逃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外逃官员是像翻越柏林墙的那些人一样,用各种神奇手段偷渡出境的吗?
事实远非那么奇特,大部分外逃者都是通过正常渠道,大摇大摆从海关出境。边境管理的不严密,给外逃者足够的漏洞可钻。未掌握足够证据时,纪检人员只能约谈涉案人员了解情况。约谈不是强制性措施,纪检人员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正是出逃的最好时机,不少官员都在被约谈时忽然失踪。
除此之外,经济犯罪都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一旦有人被调查,就可能导致其他涉案官员外逃。例如,在这份百人名单中有着“第一女贪官”之称的杨秀珠,在其胞弟杨光荣被调查后,带女儿女婿等家人集体出逃,以新加坡为跳板逃到了荷兰。
直接前往美加的涉案人员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外逃者以香港为跳板,这就是为何在这份百人名单中广东省高达15人的原因。选择香港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其政治地位特殊也很关键。
我国公务员因私出国需要提前申报,高级别官员甚至不能藏有因私护照,但是香港澳门的性质是出境不是出国,办理港澳通行证相对简单。跨国逃亡用自己的证件行不通,所以这些外逃者往往会事先购买外国护照,但是这种护照没有入境记录也无法直接出境。
持有外国护照理论上就是外国人,要入境就得办理中国签证,但是程序非常复杂而且审核严格,涉案人员因此很难用非法取得的外国护照闯关。由于香港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有免签证协议,购买护照之后,只需在香港入境,即可获得“完美”的出入境记录。外逃时,嫌犯先使用港澳通行证到香港,然后用非法取得的外国护照前往第三国,这已经是现阶段最为流行的外逃方式。
除了香港之外,新加坡也是热门跳板。除了此前提到的杨秀珠,百人名单中的闫永明也经新加坡逃亡到新西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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