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六天，他们不愿提起”白先勇说白崇禧与“二二八”事件

白先勇觉得他父亲白崇禧将军的功劳被忽视了。

他一直想为父亲立传。将近二十年的研究里，他有一个发现，在“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历史里，白崇禧将军基本处于隐形状态。白先勇觉得，自己有责任替父亲把历史写出来。

1947年3月，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从公务中赶回南京，在8日、9日晚间连获蒋介石召见。十天前台湾省专卖局在台北街头查缉私烟，打伤小贩林江迈，围观群众反过来打了缉私员和执勤警员，缉私员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市民。第二天市民在行政长官公署前聚集请愿，卫兵开枪。对新政权的不满演变成“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怒火，武装冲突迅速蔓延全岛。南京政府很快把“二二八事件”定性为暴动，调兵力登台镇压。

从蒋介石那里，白崇禧知道自己将去台湾宣慰“台湾暴动事件”。

白崇禧原计划3月12日赴台，因陈仪的建议，迟至17日成行。与白崇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观念不同，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推行镇压与捕杀。陈仪麾下的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表态，宁愿错杀九十九个人，杀对一个真的就行。这话激怒了白崇禧，当即拍案申饬，并在日后加以弹劾。

白崇禧在台期间受到陈仪部下的监视包围，不能与本地人士完全沟通；他也没有获得处置事态的全权，仍需向蒋介石汇报请示。但白崇禧仍尽量制止滥捕滥杀，并着意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敌意。

1947年是他与蒋介石维持信任的最后一年。因为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以及在国共内战中发生意见分歧，白崇禧遭蒋介石猜忌，以致迁往台湾后被特务监视，直至去世。他在“二二八”善后中的作为，随之为时光湮灭。

白先勇完成了《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2014年在台湾出版。他接触到许多当事人或其家属。尤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萧锦文，当年的台北《大明报》记者和后来的二二八纪念馆日语解说义工。这位八十多岁的老者，说起因白崇禧宣慰而死里逃生的往事，老泪纵横。

读过这本书，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大吃一惊。在她担任该市文化局长期间，二二八纪念馆落成，她参加过多次讨论会，但都没听过白崇禧的事迹。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历史学者廖彦博说，台湾主流话语都在强调从1947年2月28日开始，到3月9日中间的一些官民沟通过程，3月之后的“清乡”，以及许多台湾知识精英的失踪与被害。白崇禧那“关键十六天”——1947年的3月17日至4月2日，基本留白。

2015年3月《止痛疗伤》出版简体版，更名为《关键十六天》，这是第一本由台湾作者写作的“二二八”专著在大陆出版。3月21日，白先勇和廖彦博为此在北京大学举办讲座。

“二二八”事件过去68年，白先勇期盼的“理解、了解、谅解”，仍难说实现了多少。面对大陆学生，他更愿意强调互相了解的重要性：“不理解‘二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