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阿昌”出山记

中国最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只是四千多人的聚居规模，为什么不集体搬出大山，而要选择一条如此艰辛的扶贫之路？

4132个独龙族人聚居在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在此刻被战火侵袭的中缅边境上，葆有着难得的宁静。

独龙族可能是中国目前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半个世纪以来被地理天堑阻隔在现代文明之外，但也幸免于纷扰。如今，这里是云南最后的处女地，有着最高的森林覆盖率，最神秘的文面文化和最幽远的高山峡谷。

这些外界浪漫的想象，沉淀在现实的发展图景里，往往会是另一番况味。它深度贫困，人均收入一度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它教育落后，不识字的人们甚至还在结绳记事。它极度闭塞，每逢冬季，大雪封山，进出两绝。

云南省林业厅一位官员感叹说，如果把扶贫比作战争，怒江州是云南的上甘岭，而独龙江则是上甘岭上最坚硬的堡垒。

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曾被认为是“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族”。而今天，为了让这里的“社会主义”名副其实，为了完成“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的愿望，独龙族人正经历着新一轮空前激荡的变革，它踊跃而艰辛地拥抱着外面的世界。

太古之民

挡在独龙族人面前的是海拔四千多米的高黎贡山。每到冬季，第一场大雪降落，雪海淹没群山，生活于河谷的独龙族人就成为遗世独立的孑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温暖的河谷成为动物与人的共处之地。在独龙江下游的八坡村，即便今天，一个月内仍会发生超过二十起野生动物造访的事件，包括掰玉米的狗熊，偷蜂箱的狗熊，以及满山撵家牛的狼。

自然的隔绝帮助独龙族人生息至今。“独龙江从不会饿死人，山里到处都是吃的。我们可以捕猎、捕鱼、采野菜，我们也种小麦、玉米。”这么说的是李金明，他是独龙族人，也是独龙族第一个本民族的研究者。

历史上，独龙族自称“独龙阿昌”，过着农耕和狩猎、采集相结合的生活。每逢开春，族人放火烧山，刀耕火种，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点种下玉米、麦粒。孩子和女人采集野果，挖山药、野薯，男人们则念起咒语狩猎，“山神吉姆达爷爷、吉姆达奶奶，请把腿粗的动物给来，请把头上长角的动物给来。”

如今生活在昆明的李金明依旧知道怎么在森林里埋下绊野兽的钩子，怎么用草乌制作毒箭。这些都是幼年时在火塘边学会的本领。每一户独龙族的木屋里，都有一口火塘，干柴上跳跃着火焰，火焰上炖着煮食的锅，火焰下的灰里还埋着土豆和玉米粒。

他在“火塘教育”里侥幸地走出了大山，读了书，在城里落了户。但他的兄弟，他更多的族人，只能继续留下。

一直到1990年，植物学家李恒首度进入独龙江流域采集植物标本时，她见到的仍几乎是一个与山外分开的世界。

二十多岁的贡山县长牵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