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而绝食的王季绪

无论各个政治派系如何看待王季绪绝食抗争这件事，他的这种“以生死感动国府要人”的决心，还是有着众多可圈可点之处。

王季绪（1882—1952），字公伷，号絸庐，江苏吴县人。明代大学士王鏊第14世孙，中国工程界资深教授。1903年2月自费赴日本留学，入读京都第三高等理工大学预科。1908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工程专科（机械及土木），1912年毕业回国，执教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为机电科专任教员。1931年初，王季绪辞职，任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教务长。“九一八”事变之时，因院长蔡远泽回浙江原籍奔丧，王季绪代理院长一职。

为抗日而绝食

1931年10月，日本已占领东三省一个多月，而南京国民政府因宁粤两派的“党争”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却仍在若即若离之间，统一之鸿论和通电，时时见诸报端，然而只见议论，实质性的进展毫无盼头。当报端透露出“和平会议”即将又一次陷于破裂时，王季绪心里的救国途径，似乎只有向当政的军阀政客哀泣之一途——于是，他决定以绝食促分裂者觉悟，求党争者讲和，免国家之分崩离析，以尽快共赴国难。

11月1日，王季绪开始绝食，同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几位要人：

南京中央党部陈立夫先生转蒋主席，及上海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暨“和会”诸公鉴：国难当前，纠纷未已，举国青年，莫知适从。季绪才薄，不足匡辅，惟有誓死呼吁。愿与诸公约：和议一日未成，季绪一日不食；十日未成，即十日不食，长此迁延，则甘作饿莩，以报诸公。言不尽意，谨电奉闻。王季绪叩，东（一日）。

王季绪绝食的当天适逢星期日，北洋工学院教职员及学生并不知情。当日晚间，王季绪所拍电文由电报局一职员抄出交给事务长孙景山后，才为师生所知。周一（11月2日）上午的“孙总理纪念周”上，一向不善言辞，更不会空谈的王季绪却对学生说：“国家每年花了多少钱财，养了无数学法政的人，但国家的危亡，他们反熟视无睹。同学们，我们不要再指望这些人了，现在反是只有学土木工的人，出来做纯白而热血的爱国运动，这是种很可悲哀而且壮烈的事！”说完之后，再三要求学生代守秘密和不要加以阻止及援助他的绝食行动。听完此言，在堂参加“纪念周”的老师和学生大哭。

同日午，北洋工学院全体学生决议：王老师“如不获救，誓与同殉”；为促王季绪复食，学生们也开始绝食。王季绪的牺牲精神，以及全体学生愿与他同盟绝食，愿与他同殉爱国之难的消息传出，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舆论界也至堪钦佩，报端对宁粤双方有所非难的社评日见增多。

汪精卫与蔡元培复电劝慰

11月3日，王季绪已二日未食，两夜未眠，神志已不太清醒。经校医卓景榕诊后，言情况有危险云云。于是有学生分批轮流看护老师的分工和赴河北省政府请愿之举。在学生及各方面的劝慰下，王季绪乃稍许进食，但体力已感不支。

11月4日，汪精卫与蔡元培联名复电王季绪，劝其不必绝食呼吁和平：

北洋大学工学院教务长王絸庐先生鉴：由陈立夫先生转来东电，敬悉一切。此次同人会议，本精诚团结之旨，以期解决历年纠纷，事在必成。惟各种问题繁复，必非数日所能竣事，草率苟且以贻误将来，度亦先生所不取。敬祈辍绝食之议，并时赐教言为荷。汪兆铭、蔡元培支（四日）印

收到汪精卫、蔡元培的劝慰电后（据说蒋介石、陈立夫等亦有电文劝慰），已昏迷不省人事的王季绪于当天下午被友好和学生送住北洋医院医治。

学生前往南京上海请愿

11月7日，北洋工学院学生350余人，会同平津教育界学生代表前往南京、上海请愿，开启了此后全国学生请愿的序幕。其间，北洋工学院学生还有冒死卧轨的行动。最为令人不解的是，学生到达南京之后，竟引起南京政府的无端怀疑，以为是粤方政府主使来捣乱的；学生又推代表到上海，粤方代表予以闭门羹不说，复又怀疑与某东北大学同是国家主义派。其实，北洋学生此次往往返返的行动，极为纯洁，并没有任何“颠覆国家”的“政治行动”和什么“轨外不法”的举止。可有些党国要员就是怀疑背后有主谋有主使！而这一“主使”毫无疑问便是王季绪了。

11月18日，王季绪病愈出院。并没“主使”学生请愿活动的王季绪反倒负起“爱国家”“爱教育”的重任，赶赴南京、上海，代表平津教育界为教育款项而请愿。

争教育经费

1932年3月上旬，王季绪对报界发表谈话，重申他的爱国家、爱教育的主张：“对于国家，余以命报之，对于教育经费，以生死力争。意在感动当道要人。”“至于财部汇拨院校经费三成，实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教育为国本，维持教育，即维持国本……国难期间，高等教育，尤须注意，今日之战争，实系科学战争，单持武力，岂能有效？”（《世界报》，1932年3月18日）

对报界谈话前后，王季绪对国民政府及教育之无办法，颇感悲愤，并屡屡萌发自杀之念，以至天津《大公报》在3月16日刊出《王季绪又要绝食》的虚假消息；3月18日，天津《益世报》亦载出王季绪在上海“愤于国势崩溃，全国教育的停顿，蹈江未遂，复作第二次的绝食”的不实报道。

但无论各个政治派系如何看待王季绪绝食抗争这件事，他的这种“以生死感动国府要人”的决心，还是有着众多可圈可点之处。诚如北洋工学院一位叫王央者所论：“印度已是亡国了，但甘地获有无数民众的信徒”；“王季绪这种对统治者的和平抵抗运动较甘地尤为深刻，虽然王氏不及甘地的学识与能力”。（《可怜的王季绪先生》，《两周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1932年4月1日）将王季绪比作甘地，这就是当时支持对政府抗争一派人的中肯评价。

对王季绪的批评

毋庸讳言，也不必隐瞒，王季绪的绝食抗争，公论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两周评论》在1931年11月11日刊发了一篇署名为“一士”的短评：《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以绝食促当轴反省》。“一士”认为：王季绪牺牲个己的精神，以及他的感化力，虽然是很可钦佩，而他的方法，却不是很好的方法：

（一）既然不惜为国家牺牲个人的生命，那么何必饿死呢？何不以个人的生命，去拼掉一个破坏统一者的生命，那样不是于国家更有利些吗？

（二）王君的电报里说，是“与诸公约”的，然则“诸公”都可以不负责任，因可以互相推诿故也。而且“诸公”实在也不能负这责任。“诸公”之中，或者本是力求和平统一的，或者因王君的绝食受感动而力求和平统一，然而若有人不理会王君的绝食，仍反对和平统一，那么力求和平统一的“诸公”，仍是无办法的呀！所以王君若不能照第一项所说的那样做，也应当只对认为破坏和平统一的某一公或某数公约。那么，一则责有攸归，易于见效；二则即使无效，也使全国人民知道祸首是谁，天下后世，知道祸首是谁呀！

除此之外，对王季绪“祈盼青年努力于科学救国与使高等教育补缀的婆心”的呼号，王央认为也只能是“供世人饭余茶后的嘲笑资料”。他说：“王先生，你岂不知道：除去误人子弟以教育为升官发财的教员学阀外，当你在沪滨投江绝食之时，北平一般校院学生（除少数有志的学生例外）正在春光明媚中追逐女性、跳舞、听戏、看电影、逛公园兴高采烈的时候。你还指望他们来做国本，来研究科学，做保卫民族的科学战争么？”但他又相信王季绪决不因此而灰了他的心：“他的生命又争求在死海里沉没，正像一块小石投在水里，冀求群魔们的惊退。”（《可怜的王季绪先生》，《两周评论》，1932年4月1日）

追问程砚秋出洋之款

也是在1932年1月上旬，中国京剧界爆出一条破天荒的大事，即程砚秋启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此时，代表平津教育界在南京请愿的王季绪看到报端载有李石曾拨庚款十万元助程砚秋出洋的报道，在关心国是的同时，对程砚秋出国考察是动用公款还是自费之事，也不放过，非要向李石曾问个清清楚楚。1月19日，王季绪会同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虞宏正和周泽长致电李石曾，就程砚秋赴欧之款项提出质询：

干面胡同李石曾先生鉴：报载某公拨庚款十万给某伶以考察艺术名义出洋。平津教育濒于破产，即有特别研究，亦应权衡缓急，统筹全局。公为庚款委员，必知真相，请明白披露，以释解疑。王季绪、虞宏正、周泽长叩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石曾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此公热衷艺术教育，1929-1930年间，将北京政府时期发起成立的中华戏曲学院协会改为中华戏曲音乐学会，并在北平创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1年，借助庚款，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亲任院长。

张伯驹对李石曾创办的这个机构及其分支曾有记述，但对李石曾捧程抑梅颇有微词：“院内又设南京分院、北平分院。南京分院属程艳［砚］秋，北平分院属梅兰芳。南京分院并不在南京，仍在北平，院内并附设戏曲音乐学校（作者注：南京戏曲专科院北平分院还有一个研究所及《剧学》月刊，张伯驹没有提及）。北平分院则只成立一委员会，梅兰芳、冯耿光、齐如山、余及王绍贤为委员，既无附设学校，亦无研究机构。李又以庚款支持程赴法国出演，一时程大有凌驾乃师梅兰芳之上之势。”（《春游纪梦·红毹纪诗注选》，辽教出版社，1998）

李石曾的解释

接到王季绪等质询电的次日，李石曾先回一电，解释程砚秋出国考察戏曲音乐之事纯属自费，电文称：

南京探交北平教育界代表王季绪、虞宏正、周泽长先生鉴：皓（十九日）电奉悉，近年国剧界梅、程二君相继赴美洲、欧洲研究艺术，弟深赞许，久为公开之事实。至其经济方面，或为国内经济名家之所代为挹注，或为其本人自费，固多为国人所知，而报中独宣传为弟之力，且指为出自庚款，尤属无稽。言之者若为表彰弟之提倡艺术，弟不敢掠美，若含有挑拨之作用，望公等勿轻信传言。盖各国庚款，有各专会处理，俄款则完全隶于财部，皆非弟所得拨给。故报中虽登载此项消息已久，弟均以为无待辩明，故迄未作答。今既承公等电询，特简单奉复如此，望先代披露，以释群疑。详容函复。

1月21日，李石曾又专门致电王季绪等人，就平津校院教育经费与俄款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解答：

南京中央饭店平津校院联合会代表王季绪、虞宏正、周泽长诸先生鉴：号（二十日）电计达，又今阅报载关于平津校院经费与俄款问题，数报略同，谓去年宋子文为财政部长时，中央电款孔急，由俄款委员李某作人情，以俄款借作抵押品云云，不知此项消息，何所根据。查俄款于事实上向由财政部直接处理，自北京至南京，数年之中，事同一律，俄款会既不知其内容更无允许为借款抵押之经过。平方所传消息自系毫无根据。若听其辗转误传，或更加以政潮之利用，必非教育界之所愿，尚望诸公有以解释群疑为祷。

党国要人既然如此把话说白，王季绪对此传闻也就释然了。

程砚秋出版考察报告

1933年4月，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回来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不肯轻易放过，并经深切周密注意的身所经，目所见，耳所闻”之事，整理编次，认真写成了一篇《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详见《程砚秋日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国外考察记两种》，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这篇分为两章的报告书字数不多，加上法、德名人题词手迹和与各类人物的合影，不到四万字。上章为考察经过概述，下章是中国戏曲应改进的诸多建议。从中可见程砚秋当年吸纳西方艺术的博大胸怀和极欲改进中国戏曲教育的先进思想，可感慕其华风和永惟仁范的诸多事表。

而程砚秋当年写作、出版这部报告书的目的（该报告书于1933年8月由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出版），除了录呈奉派出国考察的服务机购——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外，“并另函梨园公益会，冀蒙采择参考，以助中国戏曲音乐和剧界生活的改进；同时公开提出于社会，企图获得指导和批评”，则是现今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