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好话” 评书艺术这些年

2015年3月7日下午，北京宣南书馆第414次评书演出，连丽如接演《三国》，主角是“酣战太史慈”的小霸王孙策。《三国》前后，她的弟子与义子分别接演《明英烈》与《水浒》。这是书馆在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场演出，一如惯例，每部书近一小时，总共约三个小时。

演出结束，连丽如站在剧场门边休息，偶尔跟路过的亲人、徒弟或保安聊上几句。连丽如的丈夫贾建国在一边的储物间忙碌，把清洗干净的茶壶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七年多来，这是演出后的必经程序。

这天来了二百六十多人，剧场座位不敷使用。除了拎着水壶给听众添水，工作人员不时提来临时座椅。演出结束后清理场地，也就比平日要久一些。当天接演《明英烈》的梁彦，也在帮忙收拾场地。他说，清理演出现场的都是师兄弟、家属，“一家的人”。

那几天评书界弥漫着悲戚。3月2日凌晨，评书名家袁阔成逝世。大家纷纷提起他的艺术造诣，称颂他的品格，或慨叹他未正式收徒的往事，由此而忧心评书的未来。

8日的袁阔成追悼会上，有曲艺爱好者特地赶来磕头，虽然与逝者从未谋面。今年80岁的老听众崔桂禄，已经听袁阔成评书四十多年，参照媒体报道用心总结了他的艺术特点，满满当当地写了一大张四开白纸，印了几十份，分发给参加追悼会的其他曲艺爱好者。那天晚上，南京大学的学生评书社团“对对书场”，为袁阔成举办了纪念演出。

“好”的说书者

1987年2月13日，在写给巴金的信中，冰心谈起了评书。12点的午饭之后，她在休息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先是围棋名家陈祖德的自传《超越自我》，后来便是袁阔成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她本来并不喜欢，书是断断续续看完的，但经过袁阔成的再次“演义”，她觉得很吸引人。“人物性格都没走样，而且十分生动有趣，因此我从‘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直听到‘三分归一统’。”

那是评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文革”中积聚起来的能量，通过广播一下子释放出来。袁阔成播讲的《三国演义》1983年8月26日开始在央广播出，长达365讲，与《岳飞传》与《杨家将》一起，成为这个黄金时代的重要代表。

袁阔成曾说：“说书就是说人。”评书魅力很大一部分，在于对人的洞悉。说书者读史阅世的通达，有助于描绘人和理解人。在给巴金的那封信中，冰心还写道：“我觉得能成为一位‘好’的说书者，也真不容易！”

冰心没有再详细说明这个“好”字。袁阔成去世后，媒体与回忆文章多次提到“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这个说法。柳敬亭被认为是评书祖师，与他并列，无疑能够从侧面证明袁阔成的“好”。

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记录了柳氏在南京的受欢迎程度。柳敬亭一天只说书一次，每次一两白银，请他说书得提前十多天送定钱，还未必能够约上。在张岱眼中，柳敬亭说书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黄宗羲经由《柳敬亭传》一文，记述了柳敬亭在明末清初的经历。柳敬亭历经世事沧桑而技艺日益精湛，“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政局变幻，非常赏识柳敬亭的明朝将领左良玉病逝。除了情感上的打击，柳敬亭在经济上也因此而日益窘迫，加之事业遭遇困境，连去世的儿子都无力安葬。最终，文人钱谦益帮助发起了一次募捐，才为暮年的柳敬亭筹得了一块墓地。

依学者包澄絜的研究，北京的评书由明代评话与词话传统发展而来，自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兴起。柳敬亭实际上承接了明代评话的传统，表演时有伴奏，唱说结合。康熙年间，他在北京收王鸿兴为徒。王鸿兴及他并称“三臣”的三位徒弟安良臣、何良臣和邓光臣，真正成就了评书艺术，并开创了评书从北京发源，流布到整个华北及东北的过程。

作家徐凤文认为，评书在北方辉煌的历史很短，真正的源流应该在南方。北方的传承，与皇太极对《三国演义》的喜爱有关。从清军入关、定鼎直到“康乾盛世”，评书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清代至民国，书场是最重要的评书表演场地。曲艺史家金受申受到评书启蒙，就是在大约八岁时用买茶叶的钱去茶馆听书。他非常赞赏说《聊斋》的评书大家陈士和，说他能把该书“说成世俗的事，但又俗不伤雅”。

民国时期，评书也通过电台播出，而且是直播。陈士和由北京去天津之后，就在电台讲过《聊斋》。他的威望很高，有个绰号叫“通天教主”。评书演员王静说，当时的评书节目里甚至有咳嗽、喝水，说车轱辘话，更加随意，好像聊天。

 “这有什么吓人的地方”

因为平实、易懂，引人入胜，评书在土改工作中已经被有意识地用于宣传。1950年，《人民日报》曾转载《中国青年》的文章《怎样运用文学作品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作者吴小武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文中，他回忆了1947年冬借鉴评书形式向农民宣传土改的往事。“一连讲了两天两夜，既未敲锣召集人，也未派人按家按户去叫，听讲的人却越来越多，听讲的时候，中途溜跑的、打瞌睡的人是没有了！”

评书一度被认为是“最简便、传播新事物最迅速的文艺轻骑兵之一”。虽然自己热爱的艺术得到了更广泛的肯定，但评书从业者们却渐渐发现，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需要尽量主动地接受思想改造，以及表演形式、演出组织上的变革。

1949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十八，北平曲艺界人士拜祭祖师爷周庄王的仪式，已经被新政府改为“曲艺节”。在纪念大会上，就职于文管会文艺部的戏剧家马彦祥告诉参会的五百多名艺人，他们应当改变“祖师爷赏饭吃”的观念。

共和国成立后，民间艺人开始获得编制，进入各级专业曲艺团体，获得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礼遇。连丽如的父亲连阔如在1949年7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在全国文联领导下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担任副主任，协助王尊三、赵树理工作。此后，他还组织北京市的京剧、评剧、曲艺演员成立“戏曲界艺人讲习班”，并与赵树理等人一同当选“中国曲艺研究会”的副主席。

艺人们积极参与了整理评书文本的工作，陈士和整理的《聊斋》文本，就相当出名。可惜的是，他于1955年去世，没有最终完成这项工作。

当时出版的评书文本，经常并列署着讲述者和整理者的名字。整理出来的文本，当然还没有“立起来”，缺少与观众的互动，以及表演者随机应变添上的“小话”，不再适应社会需要的“糟粕”也遭到剔除。

面对逻辑与话语的巨大变化，出身评书世家的袁阔成并不被动，而是敏锐地主动调整与改良评书艺术。他率先尝试说新书，并把一些小说改编成评书。

在为数不多的电视采访中，袁阔成说过一些他尝试说新书时的笑话。在讲《创业史》梁生宝进城买稻种时，他留下悬念：“此次去买稻种，买得回来，买不回来，咱们明天再讲。”结果，“第二天一个人都不来了”。他问观众为什么不来，对方回答：“买不回来，买回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吓人的地方，你说得还有声有色。”

另一次是政府号召“说新唱新”，他准备说革命战争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一下子大海报出去，我也是整装收拾，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换好服装上台演出。等我坐这儿往下一看，下面的观众听众——三位。”他亲耳听到，经理已经怀疑他的号召力，说这是“请了个票友”。

经过与朋友的讨论，他认为问题在于自己的表演形式还不够新。“我说那武工队的打扮，跟黄天霸一样；掏枪那动作，跟拉刀一样。”他的应对是下基层，体验生活。“到工厂里面去，下农村，到部队。我演战士也像战士了。”

陈云说：你们名副其实是先生

1957年，北京评书的代表人物，与袁阔成同属“阔”字辈的连阔如被划为“右派”。此后，随着时局变化，评书界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状态。接受学者杨旭东采访时，老艺人马岐说：“说传统书目，那都是毒草；说《聊斋》，那是迷信；说新书，《红岩》，作者罗广斌是个叛徒；说《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的阶级出身还没查清楚。”

1967年，在一篇题为《扶植封建文艺的罪魁》的文章中，“文化部机关红旗延安总团”列举了舞台上的若干“牛鬼蛇神”，其中就包括《海瑞大红袍》、《济公传》、《三侠剑》等“反动的长篇评书”。

早在1957年，袁阔成就萌生了一个重要的念头，并真的付诸实践。那一年去福建前沿慰问时，因为感觉帮他扛桌子增添了别人的麻烦，他决定去掉桌子、折扇和醒木这三样评书的固定道具。

撤掉桌子是革命性的创新，由半身面向观众改为全身，给演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又没有服装、道具、布景、灯光，什么都没有，就一活人，站着，还是个男的，相声还有俩人呢。而且，大剧场要照顾全面，要动起来，要调度。”评书演员王静说。新的形势，逼着评书艺人们去思考和创新，给评书带来了变化。1970年代末，刘兰芳的《岳飞传》一炮而红，由东北带动了全国对评书的关注。青年相声、评书演员徐德亮说，东北的几位老说书先生都有西河大鼓的背景，而西河大鼓的书乡土气息浓，在艺术上有独特之处。“文革”造成十年文化断层，加之几位演员确实非常优秀，说的书也包括传统评书里的精华，“所以当时就火了”。这就如同昔日的情况，“评书演员到一个不认识的、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一个茶馆，靠说话就能挣钱”。

2014年初的一次小范围见面会上，袁阔成向学生及学生的徒弟们讲起了1984年春节的往事。那一天，他和侯宝林、骆玉笙、刘兰芳等曲艺界同仁一同前往中南海，向陈云拜年。袁阔成记得，陈云说自己在上海时听不起评弹，就站在窗户外面听。而陈云的姐姐就因为听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水浒传》的故事。因为陈云对大家说“你们名副其实是先生，是我的老师”，袁阔成感动得热泪盈眶。

借那次拜年的机会，大家提出了建立曲艺学校和曲艺研究所的建议。很快，天津市北方曲艺学校于1986年成立，王静就于那一年入校学习。

不过，旧事的余波还没有完全消散。

在一篇纪念老师马增锟的文章中，徐德亮回忆道，他小时候叫对方“马老师”，稍大一点称其“马先生”。一次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这位出身西河大鼓世家，很早就参加文艺干训班及慰问演出的长者对他说：“我就不爱听先生这个词。我们一说先生，都是说资本家，要不就是特务，那才叫先生呢。”就此，徐德亮把称呼改回了“马老师”。那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脾气倔强甚至古怪，不合时宜，“不苟言笑，动辄发怒”，马增锟生活坎坷，郁郁不得志。遇见少年徐德亮时，他正在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文化站做门房，兼看公用电话。1994年，晚年马增锟终于得到去中央电视台录制评书的机会。因为电视台已经录过他拿手的《大隋唐》，所以他摘出罗家这一支，录《罗家将》。“他一生最爱一部书，在电视上也说了这一部书，也算完满。”这部书大约在1995年6月向全国播放，而马增锟却已经在1994年底去世。

“为市井细民写心”

“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抱着话匣子。”曲艺爱好者、评论人侯磊说，他喜欢上评书，就是因为从小听得多——中午12点到家吃饭，1点到1点25有评书或相声，听完了正好走到学校。“那时岁数小，字儿都认不全，听完了就忘不了，记得特瓷实。”

曲艺从业者的启蒙与学艺则更加复杂，往往学习若干门类，触类旁通。出生于1970年的评书演员王静，最早接触的是西河大鼓。事后想起来，冥冥中好像有无形的东西在牵引着他，“稀里糊涂地就认准了”。一天放学后，他翻墙去邻近的西沽公园，赶上西河大鼓演员王凤贤在讲《杨家将》，“觉得挺有意思，有弹弦有唱”。那是他第一次听书，时年十岁，还是个小学生。

以后，他就留心哪里有说书的，四处去听，还去邻居家读评书的文本。“回来就瞎说，给家长说，给同学说。夏天在河边给小朋友讲，人慢慢多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说了什么，就是复述书上的东西。”天津市实验曲艺团在天津劝业场的天华景剧院演出，每天下午两场，他创纪录地逃了一周的学，自己都觉得惊讶：“我不是那种孩子啊。”

终于，1986年，他考上了当年成立的天津市北方曲艺学校。那曾经是“中国唯一培养曲艺人才的专业学校”，如今校名犹在，但已经在2002年与天津市艺术学校合并，成为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组成部分。

能够接触评书，徐德亮要感谢的是小花艺术团——由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文化站开办的小型艺术团体，完全免费，面向东花市地区的小学生。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艺术团，就没有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曲艺演员的艺术生命。马增锟等授业老师，名气不大，但技艺都非常高超。

徐德亮在评书上师从袁阔成的学生汪良，所以称袁阔成为师爷。他把评书演员的选材称为缘分：“其实没什么具体要求，说起来比如口齿清楚、思维敏捷、性格开朗等等，其实这些话都跟没说一样。”他说自己无论嗓音相貌，都不适合说书，“阴错阳差走上了这条路，不太好的条件反而成特点了”。

王静则把先天看得非常重要，后天的学习、锻炼，像一个挖矿的过程。“一张嘴，挺平常、挺没劲的一句话，搁在大家嘴里就不一样。”他见过许多默默无闻的说书人，艺术很精湛，但因为有天津口音，说齿音字，没办法录音。“一代又一代评书艺人淹没在海洋中。没有录过书的，有的是。”

曲艺学校毕业之后，王静到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工作了11年。除了领导岗位、技术岗位，其他工作他都做过一遍。好在他还坚持练习，“自己哄自己玩儿”，终于在2002年加入天津市曲艺团。2010年底，田连元夫妇金婚，又逢田连元70岁大寿，王静在辽宁本溪拜师，成为田连元的第五个徒弟。

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评书还是承接了中国悠久的讲故事传统。作家徐凤文说，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袁阔成的评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喜欢上了，整理书房时会听着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谈起评书，他喜欢提两句话，一句是《太平广记》中的“说一个好话”，另一句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来形容《三侠五义》的“为市井细民写心”。

徐凤文说，评书最关键的就在讲故事，以非虚构的“本事”为基础，说话、评述、写作，设置悬念。他把这个传统追溯到《周礼》中为妇女说古的盲人——“瞽者”、写《史记》的司马迁，以及四川出土的说唱俑。讲故事的地方性也相当重要，即用方言说“风俗闾里之事”，记录街谈巷议、地方笑话、民俗风物。一百多年前，评书由北京进入天津，就与天津的本土文化结合，一个代表是评书《沽上英雄谱》。这部书有个更加本土化的名字《混混论》，1953年，它成为文化部明令禁止公演的第一部评书。

他还注意到，《三言二拍》中经常会出现书会中的“老郎”，而书会正是评书奠定期宋代的组织。在宋代，勾栏瓦舍在夜间有市井活动，说书进入民间。书会与艺人之间发生互动，整理评书，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话本。直到现在，河南宝丰马街仍有书会，据传有两千多年传统，能对应上宋代的勾栏瓦舍。正月十三前后，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都去那里，不光说大书，很多说小书，说唱，赚钱与扬名立万兼得。

照徐德亮的看法，评书重在评论，有强烈的代入感。日常聊天，说“我们街坊有一人，长得特高特大”，这就已经有了代入感。评书要讲理，不管说到哪点儿，都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记得，马增锟老师总是说：“什么叫评书？评论是非，探索学问才是评书。”

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把“俗文学”定义为“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他没有理会“俗文学”与学士大夫传统之间的互动——譬如冰心对评书《三国演义》的喜爱。但正像他所说，所谓“俗文学”，的确具有鲜活而长久的生命力。

3月2日上午，因《百家讲坛》栏目而闻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在微博上说，自己就是因为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及田连元的《杨家将》而爱上历史。“后来在百家讲坛和腾飞五千年中讲《两宋风云》、《塞北三朝》、《汉末三国》，正是受这三部大书的影响。”

电视剧编剧贾东岩认为，电视剧和评书都采用连贯的方式，包含悬念地讲述一个篇幅较长的故事，评书对他的工作有帮助。“西方一般是用点和面形成故事，中国传统是用点和线形成故事。有很多这样的叙事手法的原型。”他花了两年时间泡在书馆，留心查询资料，并结交评书界的朋友，“来了解我们传统叙事方式中被大家忽略的部分”。

《海贼王》也有评书版

“评书四大家”中，刘兰芳、田连元与单田芳三位，曾共同出现在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及2015年的辽宁电视台春晚等电视节目中。相形之下，袁阔成一贯低调、安静，露面不多。但是，他仍然关心着评书。

在2014年初那次见面会上，袁阔成对他的学生们谆谆教诲，希望后生们尊重观众，多读书，要创新，要脚踏实地。他以自己为例，“我们家过过穷日子、苦日子，再困难，一个夹袍，一个大褂，一个棉袍，不卖不当。被卧当了都行，这三样不能当。到上台的时候，领子重新洗，把小褂的领子、袖头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了。穿好，套上。”

评书面临困境，也是不争的事实。数位业内人士及爱好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相对悲观的看法。袁阔成一向承认这种困境，但仍然保持着达观心态。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采访时，他说：“我觉得我很乐观，就是个挑战。其实没有人跟你挑战，是自己跟自己挑战……现在相声舞台，其他舞台上，‘80后’‘90后’的学生是新生力量，我看着乐不可支。他们带来朝气，一派新的气象。这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

徐凤文记得，1970、1980年代，天津的街道文化活动站有很多说书者。而在许多城市，蓄力多年的艺人得到平反后重新开始表演，声誉日隆；“评书员”也成为一种正经职业，由政府组织，很多人在街道文化馆里说书，一两毛钱就能听。

徐凤文曾在成都淘来小半麻袋评书资料，其中就有《评书员培训教材》，讲到评书的史话、基本功、分类、要求，讲“十三宝，十八法”，即十三部大书和“草蛇灰线，节外生枝”等讲述技法。电视逐渐普及时，相声开始跟电视结合。徐凤文说，评书始终有一个问题，不适合上电视，而适合电台。

移动互联网的兴盛，使评书的载体由广播、电视、光盘转向智能手机。有声演播行业从业者刘春萍的工作，就包括付酬约请小说演播者和评书演员录音，录制完毕之后再卖给需求方。这个行业最早的需求方是一些文学网站，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有声阅读内容及相关手机应用成为需求主体。

据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有声视听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孙雨估计，国内版权链完整的有声读物现在总时长为十万余小时，其中评书的总作品量约占十分之一。

与互联网结合，评书获得了新的选题来源，而这有利于适应年轻听众的需求。臧汝德播讲的畅销小说《鬼吹灯》，就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孙雨参与了这部书的选题、演员遴选及确定播讲风格的工作。据他介绍，虽然资深演员播讲的版本早已发布数年，臧汝德这部付费收听的评书在首发的天方听书网已经播放287万次，在客户端播放了6750万次。而《鬼吹灯》的八本书，还只播讲了前三本。

臧汝德现在是铁岭人民广播电台《汝德说书》的主播，网名“卧龙先生”，八岁起学习评书。播讲《鬼吹灯》时，他采用了评书和单口相声的元素，显得颇为有趣。此外，如同之前有演员尝试将《海贼王》和《火影忍者》等日本动漫评书化，刘春萍所在的团队也在试录国产武侠动画片《画江湖之不良人》的评书版本。

试听新节目时，刘春萍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作品有评书的语气，但基本是念书，而非说书。对作品进行评书化创作时，多数演员不通看全文就改编创作，使结构和进程设计得不精彩。听众往往一边做事一边听书，并不聚精会神，如果不知道情节进程，就比较麻烦。但是，“只有极少数演员愿意下这个功夫”。

2013年，单田芳曾对媒体表示，他现有的37个学生，基本都有自己的职业，其中很多人是军官，并不拿说书当主业，而且“想碰到一个德艺双馨的太难了”。

2007年，梁彦拜连丽如为师，而连丽如称袁阔成为师叔——她的父亲连阔如与袁阔成同为“阔”字辈。所以，梁彦亦称袁阔成为师爷。在评书演员之外，他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编辑过畅销书《马未都说收藏》系列。他说，两者都是主业。

在梁彦看来，之所以坚守书馆，就是因为在这里，演员和观众可以面对面地交流。无论广播、电视还是网络，都见不到观众，而只能面对摄像机及录音设备等，播出以后才能收到反馈。“现场的艺术是最珍贵的，因为不知道下一秒钟或下一分钟会有什么突发事件。你说的书好与不好，当时你从观众的反应都会看得出来，直接就会反馈到你那里。”

连丽如说，评书必须要有剧场演出，要学评书也要听现场。“如果没有现场演出，评书就传承不了。”她说，“听广播，跟现场的感觉不一样，只有听完这个以后才能学评书。”

除了连丽如、梁彦，这个团队目前还包括连丽如的徒弟贾林、张怡，连丽如义子李菁的徒弟张硕等。他们的书场，每周六周日演三场，每场平均二百人，规模可观。

梁彦说，评书在1970、1980年代很火爆，是因为娱乐方式少。“现在娱乐方式多元化，不能强求人家非得喜欢评书，非得来听评书。所以说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还在为评书而努力。”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曲艺界的老先生来说，演出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