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海洋与生死的男人才懂西服 Tailor Makes The Man

熊可嘉已年过六旬，头顶上毛发稀疏，话音急促却时断时续，唯一锐利的是目光。他一边盯着我，一边问我：

“你知道莎士比亚吧？”

我点点头。跟着他走到裁缝店门口，脚下的南洋木地板被皮鞋敲得叮叮响，抬头看门口铭着一副铜板字：Tailor makes the man。

“这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面说的。”熊可嘉笃定不疑，这个做了一辈子西服的老裁缝开始给我讲述西服一路东进的历史，边说边指着电视上的世界地图，手指沿着海岸线划动。

“巴拿马运河是什么时候开凿的，你还记得么？”讲到一半，他突然问我。

一把剪刀开启了好时代

西服在中国的历史确实与地理紧密相关。最早被中国人看见的西服，出现在大英帝国的舰船上。远渡前来征服新大陆的英国水手，在下岸时分，更上西服，作为追逐尘世乐趣的外装。当时进入中国的文官们，则在西服与清式官服的对比中，找到了优越感，这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便捷，更是一场国家心理上的博弈。

赫德是其中之一，但这个掌握大清帝国海关税权的英国绅士，也有自己的烦恼：在东方，他甚至找不到一颗可供替换的西服扣子。换衣之旅，更是一场迁延数月的海上冒险。

最早的一批中国西服裁缝，由此在华洋杂处的口岸上诞生。但与许多舶来品一般，西服几乎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面貌暧昧的存在。

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名字。英文中的Suit一词，从骑士们的铠甲以及军舰上的制服而来，在惯用丝织品的东亚地区，人们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语汇与之对接。中国称为西服，日本称为洋服，看上去更像是权宜的命名法。

做西服的人也面貌暧昧。在今天，中国的西服成衣厂商，纷纷对外宣称自己是当年上海滩红帮裁缝的后人。但红帮是什么，至今说法不一。有人相信，它是“奉帮”的讹错，当年的裁缝大多来自奉化；有人觉得“红”是寄意于“走红”；还有人认为“红”是“红毛人”，也就是那时的西方人的代称，所谓“红帮”就是给西方人做衣服的。无论何者为对，最早的裁缝，出身低贱，大多来自外乡，他们不像上海或厦门的本地人，跟洋人熟络，不屑于缝补，热衷生意。

熊可嘉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祖籍福建，长在国府退败后的台湾。14岁上，他通过母亲关系，进入了台北一家有名的福建帮西服店做学徒，三年零四个月后学成，老板送了他一把剪刀，叫他离开。

“这是规矩，”熊可嘉说，“学裁缝学成后都要被赶出来，这样师傅才肯放心教你，不担心你抢了他饭碗。”

带着一把剪刀的熊可嘉，叩开了另一家福建帮西服裁缝店的大门。他即将经历的，正是台湾西服定制行业的一个好年代。因为，战争来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跟越共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太平洋舰队守卫的台湾成为了美军的后勤休息地。早上还在炮坑中打仗的美国大兵，中午就可能被飞机直接送到西贡码头，晚上渡船将他们送到台湾。在接下来的五天中，士兵们要努力花掉三个月的薪水，他们需要酒精、女人，以及在女人眼里体面的西服。

西服店的老板，会第一时间得到美军来临的消息，与他同样消息灵通的还有隔壁酒吧的老板。两个相依存行业的竞争也在此展开。分别雇用懂英语的大学生，跑去酒店一户一户推销产品，晚到者订单将少得可怜。

熊可嘉那时已开始操剪，那是他经历的最疯狂的年代。订单和生意滚滚而来，但往往要在几个小时内做出一套衣服，一家像样的西服裁缝店，甚至要在一夜间赶制出数百套西服。熊可嘉后来的好手艺，多少也得益于当年的高强度劳作。

但好时候，总会结束。

除了为顾客量取全方位的制衣尺寸，Alfred Dunhill高级定制制衣大师还会深入了解顾客的生活方式以及顾客对服装的要求，例如是否需要考虑气候因素、口袋功能，以及确定服装用于日常穿着还是用于特殊场合等。通过首次会面，制衣大师将帮助顾客从两千多种布料选项中确定最优选择。

裁缝这门手艺根本没有过定式

衣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西服最早的黄金岁月，因革命成功而被迫中断。另一种夹杂了西洋制衣方法和中式审美趣味的衣服——中山装，应运而生。西服裁缝们生存在一隅，维系手艺。1955年后，裁缝们的手艺不再重要。

服饰上的中断，直到另一次靠近西方才重新获得接续，奇妙的是，与赫德故事类似，这还是一种被动的反应。80年代中期，驻华大使团联名向外交部要求成立西服制作单位，以满足驻华使节的穿衣问题。

红都西服公司由此成立，这是共产主义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西服店。在这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了衣装转换，中山装逐渐变成了老干部的象征，西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志。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完成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那些走入城里的乡下人，为自己设计了标准的装束：上身西服，下身军裤。

就西服本身而言，产业也发生了改变。皮尔·卡丹等知名品牌进入中国不久，西服的制作模板逐渐流入乡镇企业，各地都推出了据称是国际名牌版型的自产西服。这些来自工业化流水线的衣着，改变了西服原有的样貌。

熊可嘉厌恶“版型”这个词汇，甚至对它的合法性抱有强烈质疑。

“做西服的从来没有过这个词，这是后来大陆改革开放后，抄袭别人的样式，制造出来的一个词。”熊可嘉说，裁缝这门手艺，以前根本没有过定式。

各地的裁缝们老死不相往来，手上的尺子比例也各不相同，但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在这个口传心授的行业内，几乎在遵循着相似的标准。

“我跟日本、意大利、英国的裁缝一碰，大家的口诀不同，但细节上的长短几乎分毫不差。”熊可嘉说。

这个老裁缝，固执地保持着对面料的偏好，选用英国的料子，对意大利的面料则兴趣寡淡。

甚至是如今国际知名的大牌厂商，也遵循着这些传之弥久的标准。马具商出身的Alfred Dunhill，至今其高级定制服装，只与意大利和英国最优秀的制衣厂合作。在这些手工剪裁和缝制的衣衫，你会发现具有异国情调的混纺面料，如骆马毛和丝绸的混纺。

意大利的定制西服，则在讲述着另一桩故事。西西里岛的手艺人，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他们忍耐、谋生、生子，面对时代迁变。他们的孩子成长在纽约或旧金山街头，学习吃披萨、斗殴以及成为帮派的一员。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一套父辈制作的西服，将成为他们成人礼的一部分。

Tailor makes the man，如果你了解海洋和生死，你也会了解，这句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