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出版界焕发新生、地方出版社走向全国的改革大势下，钟先生以他对出版的理解，在技术规程和出版理念上大胆寻求突破，机智灵活地应对，这尝试和突破正是八十年代湖南出版改革的重要细节，也是引领出版风向的重要因素。

三十年前初识荆

我的办公室始终摆放着一本书，《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说始终，似乎也不尽然，其实这本书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来来回回过无数次，最后定居在了办公室，成为我编辑工作的压舱物。我喜欢钟叔河先生的文字，大概是从这本书起。

此书1986年暑假购于长沙，起因跟陈旭麓先生有些关系。记得一次去拜访陈先生，他刚刚在湖南参加完一个近代史的研讨会回来，知道我是湖南人，便说这次去长沙，见到钟叔河先生，读了他写郭嵩焘的文章，非常佩服。他说曾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写过郭嵩焘，但“姜还是老的辣”。此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走向世界丛书》是当代出版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该丛书新世纪重版时，我得到过钟先生馈赠的精装全套，颇感珍贵。他说，“我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这么一点理念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受屈不受屈，受的待遇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要不要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的问题”。钟先生是从牢房出来，通过“走向世界”走向了读者。钱锺书先生就是读了这套书，想跟他晤面，并进而建议他将所写序文结集，并表示愿意为之作序。多年后，杨绛先生在给钟先生的信中说：“他（钱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跟钟先生的缘分始自1987年。那年我硕士研究生临近毕业，冒冒失失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到他主政的岳麓书社去工作。可这时，他正闹着要调离湖南去四川。他回信说，不想在湖南搞下去了，“刘正同志和孙南生同志在谈话中表示不能放我走，至少是在目前，但我却没有同意。你是否可以先暂时在长沙找一个接收单位（非教育系统的），等到下半年或明年再看情况呢？”这原因我后来看先生的文字知道大概：出版曾国藩周作人，很多人反对，告状说他偏爱汉奸，不出革命回忆录，在这种背景下，社里举行了民主选举，一人一票选总编辑，他落选了。

与周作人的缘分

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我去岳麓书社拜访。临走时，钟先生送了一本他编的《知堂序跋》。记得他将书递到我手上时说，周作人的文章值得读读。我想，他是希望我这个出版新人好好读读周作人吧，如果想把文章做通的话。他有一篇文章，回忆儿时阅读对他的影响：“后来觉得，还是周作人的文章经看，每次都有新的感觉。他的文章看起来是平淡的，却有着更深的意思；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就给了我的好奇心广阔的空间。我后来有一点写作能力，就是从看这些文章得来的。”

对我来说，送这本集子还传递了一些信息，他当时的工作重点：刊印保存周作人的文字。前一年，他刚刚选编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新书《知堂书话》，短短的序言集中说明了为什么要出版它：是上乘的书评书话。同时又辩称，自己对其人其学问文章知道得太少，没资格评价。只是知道：“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得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