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猎人
有人说他们是野生动物刽子手，也有人说他们持枪的环保主义者。他们是城市猎人。
现代人狩猎已经不再是出于满足人类温饱的原始需求。国家林业局资料显示，按照目的划分，狩猎一般分为消费型、生产型、管理型和娱乐型。显然城市猎人进行的是娱乐型狩猎——又被称为有偿狩猎或运动狩猎，是目前最主要的狩猎形式，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娱乐和体育运动。
马云所参加的正是这种。狩猎这个话题随着马云被媒体披露“花大钱”在英国打猎而再次遭到热议。马云在自己的博客上澄清，那次狩猎学习是在两年前，是参与大自然保护协会组织(TNC)的一次在欧洲的野外考察交流活动，学习通过打猎保护环境的知识,“作为全球大自然保护协会成员，我有很多机会在世界各地参与和学习自然保护的正确知识”。记者采访了TNC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其表示，他们现在正致力于包含长江流域在内的淡水保护和森林保护领域的“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等方面的工作，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此阶段的用力点，没有过多回应的必要。
马云所说的“正确知识”在相关领域专家的说法里是成立的。狩猎支持者的观点是，杀戮能够带来保护，对不具贡献能力的老龄雄性野生动物进行猎杀，优胜劣汰，可以实现动物种群的平衡发展的目的。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道德认为，合法的狩猎，并非乱捕滥猎，狩猎本身就是一种保护方式，即在不危害物种生存和不违反所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狩猎活动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资金，“取之于动物，用之于动物”。
简单说，猎人实际上部分取代了自然界食肉动物的功能。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保证合法狩猎不跨过滥杀的界限这一问题上，还需各个国家进行严格的规范。
目前，很多开展狩猎的国家都有狩猎管理法规和有关的狩猎动物保护和管理措施，如德国、罗马尼业、保加利亚、捷克、蒙古、法国、英国等都颁布了专门的《狩猎法》。但发达国家对娱乐型狩猎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防止滥杀导致种群灭绝的威胁，如美国要求“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射伤的猎物必须尽快寻找，若丢失，仍按已获取猎物计入狩猎许可数目中”。
我们本期走访了一些城市猎人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一个猎人是不会对濒危动物下手的
南非的森林夜空，闪闪的卫星流动在天幕。 城市猎人们置身于非洲的原始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奔驰的环境，有如铁块遭遇磁石。用北京爷们、赛车手孙超的话说，“记仇人记不住一辈子，可这地儿真能！”他说，惦记着的维多利亚大瀑布，肯定还得去看几眼。
孙超的狩猎生活从倒六小时时差开始。在最近的一趟秋季狩猎里，他从北京出发，飞行抵南非约堡，换车到达猎区，二十多小时后，迎接他的是不合胃口的西餐、六小时时差和瘫痪的手机通讯。好在， 对一个有着七八年狩猎经验的猎人来说，一切已是常态。
成为猎人的时间里，孙超和他的猎友们过着和北京全然不同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与社会脱节”，孙超顿了顿，摇了摇头又笑了，“我们在自己的封闭天地里蹲守和搜寻猎物、猎友们动手烹饪，然后把猎杀的老年雄性动物肉分派给附近村民。”海外营区设有通讯网络的卫星电话，但那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费用十分昂贵；离市区较近的猎场营区会在固定时间段开放Wi-Fi网络信号，方便猎人们与远方的家人报平安。
城市猎人们倾向于做国际猎人，南非、北美的国外猎场通常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对猎物的纯粹放养和栅栏围起来的100至200平方公里的模拟小自然环境，为猎杀活动营造了近乎原始的环境，意料之外的偶然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使狩猎本身更真实也更具诱惑力。相较之下，国内猎场的养殖方式却是圈养，物种局限于野猪、梅花鹿、狍子、野鸡等，较为单调；确实存在的麋鹿和熊等野生物种，也因为缺乏合理和完善的管控方式，往往出现较多的负面盗猎行为。
孙超很愤愤地聊起西双版纳被砍杀的象、在藏边被猎杀的熊，“这是管控方式不好，我们要确保它有一个良性的繁衍生息系统”、 “南非就是个管控法规相当严格和完善的国度，有很多动物是严禁打的，打完直接就进监狱了。更何况，一个猎人是不会对濒危动物下手的。”
2013年夏天的津巴布韦猎场，遭遇了一起盗猎者在水中投毒事件，凡饮水者，大小动物皆面临死亡，盗猎者在动物的尸体间寻找和选取他们需要的、市场价值最昂贵的动物偷走了，留下异常惨烈的盗猎现场……猎场交由国家级森林公园保护区处理，事件最终以对被问责的森林警察处以刑罚的严惩告终。孙超聊起这些愤恨不已，再三划分着合法狩猎与“可耻的盗猎”二者间的楚河汉界。孙超提到的这种事件在国内新闻报道里并不陌生，但在海外大型专业狩猎场发生的概率既小，处理方式也颇为严整。猎区规格均是严谨的，猎人们需要提前约半年预定可猎杀的大型猛兽，一旦被盗猎，狩猎的猎物丢失，猎区工作人员的生活来源也就断了，因为机制的完善，他们会像看家一样地看守自己的猎区，栅栏防护，雇佣黑人保镖，林区管理人员定期进行陌生脚印排查，甚至还有巡逻机。
“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可能不知道”，这是和孙超聊天的高频词汇。他说，不能说别人无知，也不能说好像在对自己的行为狡辩。“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做，要看对不对，作为猎人，我问心无愧”。
孙超同记者分享了自己狩猎的犀牛和大象的照片，“按照牙齿算，我的犀牛要面临自然死亡了，我的大象的嘴里用了六排牙齿，第六排牙齿已经磨平了。专家说它在半年内会因为没有牙齿无法进食而死亡。”猎人对于自己猎物专属权的捍卫，溢于言辞。
2014年9月，因饮食不适应，孙超在津巴布韦的营地帐篷里给猎友做起了老北京羊杂汤。嫩羊羔是从当地居民那里现买来的，家庭饲养，肉质鲜甜。火慢慢熬着羊骨，四小时后，偌大地猎场和民居聚集地都被弥漫的鲜美羊肉汤味儿笼罩，猎友们兴致勃勃地围坐一圈喝酒，浑然不觉危险在步步逼近。喧腾的喝酒场面里，一锅翻滚的羊杂汤令人垂涎，很细微的呜呜声引起了行事严谨、富有经验的ph（猎导）的警惕，他走出兴致勃勃的人群，出门看了一眼，在最短的时间内捞起离手边最近的枪支，向人群发出了警告……那一刻，两只被羊杂汤引来的狮子离帐篷还有六米远。孙超的上海猎友事后还心有余悸，冒着冷汗发了这样的朋友圈消息：羊杂汤味道也太好了……狮子们大概也饿了……
对于国内猎人，狩猎的故事犹如冒险一般的刺激，然而对于拥有狩猎文化的美国人来说，“一个猎人的狩猎生活参与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卢彬这样解释狩猎的意义，他有着有32年狩猎经验。
卢彬为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他2009年开始做国际猎导，带领中国猎人出外狩猎，此外，他更享受的另一重身份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 采访过程中，这个中国通在听到记者问起一次“深刻的狩猎经验”时，稍加停顿，向周围的人耳语一番消化了这个“高级词汇”，讲起自己在美国的狩猎经验时，却毫无障碍，兴致勃勃，“我在美国有全套的狩猎装备，全套！枪、弓箭、猎犬、狩猎车……我的大部分时间和全部周末都花在了狩猎上，家里有四台冰箱，一个秋天过去，一年要吃的肉都囤够了。我在美国从来不用去市场买肉的。”卢彬的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自己带着一双儿子海钓、猎雁和春节里在父亲家后院猎杀野狼的照片。看见大人专心致志处理大雁、烹饪，孩子们举着刀叉享受节日佳肴的情景，你会对狩猎如何参与了他和他家人的日常生活明白一二。
对孙超来说，也是如此。日用的咖啡杯和杯托是斑马纹制品、猴子做成柜子或拖物品，大象腿、斑马皮做成凳子，孙超说，这是一个猎人的骄傲，是一个男人的战利品但非商品。比如，孙超家中，卧室的地板上整幅的斑马皮地毯沉默地躺着，大厅的茶几上一只野牛脚高傲地举起三三两两散落的烟头，它们以喑哑或高亢的声调标举着这个卷发略显不羁的男人的过往战绩。
事实上，国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狩猎战利品，是禁止商业交易的。猎物们成了孙超的日常参与者，或者家中陈列的艺术品，他再三说起，“我们会守护、珍希和收藏我们的猎物”。
“就我个人而言，1头大象6-7吨，犀牛也有2-3吨重。猎杀后如何处置？肉会分给当地的黑人或苦难居民。如果营地和猎场周边没有住户，会捐给野生动物保护区，交由他们放在固定的动物猎食点，分给在野外生活不全面的动物。把从大自然取的东西还给大自然。”
孙超的下一次狩猎计划是跟随卢彬去参加2015年2月4日的美国SCI大会——国际赛法瑞狩猎大会，年底购买明年的犀牛和大象（每个专业猎人一年只能申请一只犀牛），获取猎物许可证。记者问及，狩猎的爱好会伴随一生吗，他回答得很是爽利，“当然”。 “如果以后有了更大众的接纳度，我们会考虑几个人一起做一个野生动物陈列馆，去向大众、向学校展示和分享这些生态的景观。”
狩猎是场博弈，有时动物赢
成熟的狩猎场能够为猎人提供近似原始的狩猎环境，诸多的不可控因素吸引着爱刺激、征服欲强的猎人们。
老猎人尹师傅（化名）一行人在下风向追踪一头母象已经半小时了。不同于温顺的公象，母象性格暴躁且极富攻击性，警惕的母象像是感受到了危险的逼近，开始侧身探听身后响动，再三试图通过嗅觉判断自己身后的危险源是什么。经验丰富的猎人们躲在了下风向，母象却拐了个弯儿，从身侧迅猛地袭来，冲向身量比自己矮小得多的人群。体型庞大奔跑速度却迅猛异常的母象从约摸40米的距离冲到身前时，只留给人们勉强反应过来的时间。在母象距自己约十米的地方，沉着敏锐的尹师傅站定在原地，端起了猎枪，迅速瞄准、扣动扳指……母象微闭着眼倒下的地方，距离人群不到五米。尹师傅闭上眼，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显得心有余悸，又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自豪神色，尹师傅说，危险系数最高的活动，才最有意思。经验丰富的城市猎人拥有这般罕见的危机处理能力。
当然，这样的狩猎情形不多见，也只能发生在老猎人的身上，新手猎人会由专业人员陪同在打靶场接受枪支射击和精准度培训的课程，而打靶决不等同于狩猎。猎人的对手不是靶子，而是行动迅捷的猛兽。
PH黄萌说起了2013年秋天在津巴布韦南部的故事。偏僻的津巴布韦南部小镇以出产玉米为全部收入来源，驱车前往最近的小卖部需要话费整整三小时。因象群对庄稼地的大肆践踏，当地部落苦不堪言。由于像群数量太多，几乎每晚结伴前往庄稼地啃食玉米，当地林业部门评估认为，此区大象数量远超过应该有的承载量范围，基于此，当地政府签发了2张大象狩猎许可证，收入一部分用来补偿村民被损坏的土地，一部分用以驱赶象群进入国家公园。此外，还规定狩猎后所有象肉要留给当地村民，以保证他们的生活。
在那个没有供电和自然水的纯原始生存状态里，黄萌和他的猎友师傅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陪伴他们狩猎的黑人甚至欢呼雀跃着跑出来很远，迎接这个即将给他们带来可观收益的队伍。大象大而憨，却异常机警与敏感，黄萌一行每天清晨不到五点就出发，背着齐全的狩猎装备寻找猎物的足迹，总是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回到营地，还在没有睡袋和铺盖的野外度过了三个夜晚，“就这么原地躺在沙土上”，白天在45度的高温下，夜里却降到10度以下。洗脸和刷牙的用水满是沙砾，因为不供电，所有的手机、电脑都成了摆设，携带的对讲机也几乎成了废品。
每天如此，规定的15天狩猎时间就这样在杳无音讯的追踪过程里流逝，“有一天我们甚至看到车里的温度表显示58度”，狩猎的队伍不得不面临着无功而返的疲累结局。有趣的是，回过头去看这段不堪疲惫的经历，黄萌却说自己现在是享受的，“因为自己知道这辈子很难再有那样的经历了，而且我们带了月饼，和非洲朋友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中秋节，我给他们讲中秋的来历，突然掏出月饼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兴奋极了。”
像这样蹲守疲于奔命大半个月无功而返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对此，PH卢彬说，他们有着成熟的应对方案：“我们会对猎人有负责任的交代，如果一次猎不到，会提供第二次免费狩猎活动或较大优惠，也可以退还部分费用。但通常，猎人们不会选择后者，他们就是冲着猎物去的。”
城市猎人里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猎人。她们多数是陪同自己的丈夫、或有狩猎爱好的孩子同行的， 也参与到实际狩猎活动中来。可惜的是，我们接触了几位女猎人，最后都因为话题敏感而拒绝接受采访，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举起猎枪的女性的狩猎经历。
这是猎场和猎人的生活，站在这种生活方式之外，我们很容易因不了解而妄下断言。
合法狩猎是一种自然补偿？
有偿狩猎在环境许可和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在严格管控下去做；但没必要推广。
记者问及如何向大众推广有偿狩猎，黄萌说，狩猎本身就是小众的运动，会坚守口碑传递的方式，只向少部分感兴趣的人群定向推广。 “越来越多的人不止是体验狩猎运动，而是想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通过狩猎你能更加亲近自然，狩猎旅游也能带你去传统旅游永远也去不了的地方，它的体验度是非常高的。对于这个行业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大众的接受度和舆论的方向。很多情况下还没等我们阐述，别人就已经给你贴了标签。”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野生动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马建章院士的学生）狩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李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生物之间的关系，最通俗的说法是吃与被吃的关系。我们专业地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不能把人的社会属性与动物的生物属性相混淆。”他认为，动物本身存在生态补偿，如果生态资源好，幼体资源繁殖率高，在有限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会面临一部分的物种淘汰和自然死亡，适者生存，自然竞争中体弱的那一部分动物会面临自然淘汰，合法狩猎事实上就是一种自然补偿。不同的是，李枫教授说，“有偿狩猎在环境许可和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在严格管控下去做；但没必要推广。”
若说猎人对于自然和动物有着更深的感情，听起来似乎不那么可信，但猎人孙超笃信，“为什么收藏？当然有是战利品的自豪感存在，但首先还是喜欢。猎人很爱动物，很了解动物。成百上千种的羚羊，在南非，你需要常常去和猎导沟通，哪种可以猎杀，哪种明令禁止；哪种两千一只，哪种可能一只就逾十万。分不清狒狒和猩猩的人，做不了猎人。猎人亲近动物，内心对它有种情结。”
合法猎杀是杜绝盗猎和保护濒危物种的有效手段，猎人孙超对此深信不疑。爱斯基摩人依靠合法猎杀北极熊生存，他们唯一的收入和食物来源均源于此，现代社会里，他们需要钱去换取其他生活必备品，合法猎杀基于这样的原因存在。这是孙超的阐述。
猎导、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猎人在狩猎行为的合法性上似乎保持着一致的声音，他们认为猎人只是熟悉和接受了大自然生物链，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个优胜劣汰系统中的某一部分角色。“我们把一些濒危的需要繁殖的东西给它提供一个生存的环境，我们喂养它们，把猎物给它们喂食，跟我们很友善。这些的费用当然也是出在我们身上。”
然而，并不全是。在猎人刘泉那里，记者听到了自我质疑的声音。
刘泉迄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扳下枪指的感受，“很激动，心率很高，肾上腺素分泌过盛”。
有三年狩猎经验的房产商刘泉（化名）对南非情有独钟，“非洲是狩猎者的天堂”。在尝试过斑马、羚羊和梅花鹿等猎物后，他开始专心于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今年他的战利品是一头犀牛，去年则是两头大象。
随着狩猎经验的日益丰富，刘泉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成功拿下五大猛兽（花豹、河马、大象、犀牛、狮子）的猎人。然而，不同于孙超对于狩猎合法性的全然捍卫，他却肯定地说，第一次射中猎物时候的内疚感，始终伴随着他狩猎的始终。 “这（内疚感）是肯定有的，毕竟那也是生命……现在也还总有。”
虽然认同猎友所说的“狩猎是件公益的事情”，刘泉却显然有着迥异于孙超的狩猎心态。他这样解释自己狩猎的意义：这是一项对男人来说是锻炼他的勇气、忍耐力、持久力的运动， 能提升一个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可能达到的高水平。
“去年狩猎第一只大象是我一生很难忘掉的，很难用文字表现出来……几吨重的大象在我面前倒下……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轰然倒塌下……我惊呆了。”刘泉的语气里更多地传达着彼时的惊恐和内心的不安。当然，刘泉补充说，自己下一年的狩猎目标是花豹、鳄鱼和美洲狮，已经预订好了。
尽管对于狩猎行为的看法存在差异，狩猎活动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参与了对他们原有生活的部分塑造和改写。即使不狩猎的时候，刘泉也常常和猎友们小聚，谈谈每次狩猎的心得和感受、下一次什么时候去，一起爷们式地吹吹牛侃侃大山，也都一起玩玩户外。
城市猎人们狩猎的意义并不一样，刘泉将之视为一种提升个人生活中能力的方式或方法，“男人的征服一切的欲望”，另一位上海猎人韩先生（化名）却说，这是一项纯粹的个人爱好，希望老来可以当作人生美好回忆的一份念想，自己去慢慢细数和珍藏。对于有猎人感受到的猎杀生命的内疚感，李枫教授说，“我冒昧揣测，也许有宗教情结的因素在里面。”
城市猎人性格各异，但对于他们的共同点，PH卢彬肯定地说，“爱户外，享受刺激。”他带领去狩猎的猎人“师傅”们，来自各行各业，却多数有着广泛的户外运动喜好，“有的喜爱游艇、高尔夫，有的喜爱滑雪，有的不时前往南极探险，有喜欢潜水的，有喜欢海钓的，有开着自家房车环球旅行的。”
被问及中国猎人的特点，另一位PH黄萌补充道，听话，无太多主见，体力较弱，“由于大部分猎人是首次打猎，所以他们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这是好事，导猎们经常会说，中国猎人很听话，很谦虚，也不坚持自己的个性，在狩猎过程非常顺畅。也因为大部分人是首次打猎，之前没有很好的体能训练，也不注重运动，体力是中国猎人明显的弱点。很多欧美60,70岁的猎人体力远胜于中国30,40岁的猎人。”
在中国无疑是贵族运动
“在中国确实是贵族运动。现在国人出国打猎，90%以上是成功人士，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也有个别是纯粹的特殊爱好的，但很少很少。”
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国内另一知名猎导王巍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狩猎在国外是一种平民运动。猎人们对此有话要说。孙超认为，狩猎在国外真的是一项很普通很平民的运动，从阿根廷打鸟到出海钓鱼都是狩猎行为，国外没有高额税率、居民自己有合法的枪支，“他也许可以在自家后花园的山上合法狩猎”，但中国人出国狩猎却不是平民行为，国际猎人往返三十多小时的机票，头等舱几万，普通舱也要三四万，“而这些费用可能是一个正常上班族半年的工资”，此外，国外一天狩猎从吃、野外宿营、营队（PH和森林警察）保护和带领寻找猎物，每一项都需要每天至少几百美金的花销，而打完猎物后运回国，需要检疫、关税、标本公司代理费等等。孙超介绍说，“我狩猎两只羚羊一只斑马，全部费用就需要十万左右。”
“在中国确实是贵族运动。现在国人出国打猎，90%以上是成功人士，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也有个别是纯粹的特殊爱好的，但很少很少。”刘泉和卢彬所持观点大致相类。
卢彬和黄萌的生意只针对海外狩猎市场，带领有兴趣的中国猎人去往南非、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我的猎人只需要拎个包就跟我走了，其他行程，订机票、联系营地、酒店，担任翻译、拍摄狩猎视频、剪辑和处理照片、制定相册、将猎物做成标本、过海关和办检疫手续，我们一手包办。”被问到为何不尝试发展国内市场，这个精干的美国商人坦率得有点儿“过分”：“我不想做太敏感的事，被政府盯着；况且国际狩猎是我熟悉的环境，我有我的优势，国内我是挣不到钱的。”
事实上，卢彬的担忧有些多虑。“我们从来没有哪条法律或规则规定不允许国人打猎，但是没有人打，在国内狩猎的几乎都是带着狩猎范围在300米左右专业猎枪的外国猎人。”李枫教授介绍，在国内，事实上《动物法》颁布以后基本上狩猎行为是停止了，到了1997年《枪支管理条例》颁布后，百姓手里没有了枪支，狩猎完全停止了。“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反对偷猎和盗猎，不管是传统不负责任地胡乱下套猎杀、还是冒着二次污染的危险在水草上抹毒药贩卖野生动物肉，这些非理智的行为必须坚决杜绝，这是个人的不道德牟利行为。”李枫教授介绍了政府提倡的狩猎，是科学的、有计划的狩猎，其一，调查清楚这一物种在此区域内的种群数量，其二，根据这一数量严格控制狩猎指标、制定狩猎时间、指定某一区域（一般是猎场），做到不补枪（一枪一子弹，向导严格控制子弹数量）。在强调了“保护的目的，即是为了合理利用”这一观点后，他说，“没必要推广狩猎，它毕竟在国内还是一项贵族运动。”
城市猎人们纷纷成为国际猎人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大环境背景，便是国内的舆论压力。公民们过度的环保意识和过激的野生动物保护者们已经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把提上日程的国家政策压了下去。国内的旅游狩猎也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狩猎，没等实施，便两度淹没在了舆论的声讨中。
记者在走访城市猎人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婉拒和化名的要求，也能反映出猎人们不想置身舆论风口浪尖的一二忧虑。据李枫教授介绍，国家不限制合法狩猎，而且放权地方政府自主根据自身环境情况抉择，适合的可以开放猎场，是否收费、收多少费用由地方林业厅自己去制订，但可能很多省份面临的问题是，零收费请人来打都未必有专业队伍会来；国家林业局甚至拟定颁布一个《狩猎管理条例》，作为《狩猎法》缺失情况下的补偿和合理规划管控，但是迟迟无法出来，而国家林业局为了帮助政府管理和规范狩猎活动这一初衷而专门设立的野生动物专家委员会，如今也开始关起门来，拍着脑袋做国内地方狩猎政策的纯理论研究，“其实国内的猎场设计、猎场管理、专业人员培训，我们都有在做，国外狩猎的管理模式国内也都有在学习和借鉴过来，但因为国内的猎场（特指非封闭式开发狩猎，不包括围栏式的纯属娱乐性质狩猎）根本就迟迟都没有真正运作起来。”
在李枫教授看来，关键的难题不是如何向国外学习，而是国内的狩猎行业目前迫于舆论根本无法运作。“当然，”他补充道，“枪支问题（主要是快枪和弩的许可问题）还需要国家林业局去和公安部协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