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和他的朋友们
温儒敏的个性诚如他的名字一般,儒雅机敏。而在朋友眼中,他理性、务实,也不乏浪漫情怀。在文学圈里浸染多时,这几年,他开始跳出文学圈之外,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
鲁迅曾题一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写的就是难得的“好友”。这样的“知己”可遇不可求。温儒敏认为,有三两个可以无话不说、心心相通、关键时刻互相支持的人当朋友,就不错了。他不爱应酬,也没有什么“圈子”,但和很多师友同仁都处得不错,“朋友”不只是文学圈的。
除了工作上结交的朋友,他的朋友圈里评论家、学者、记者、出版人、编辑、律师、教师等都有,还有一些官员和企业家,但还是老同学走动最多。不喜应酬的温儒敏很少参加饭局,偶尔到外边吃饭,也大都是宴请学生。“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那时,常请他人替我去应酬饭局,我能不去就不去。”他说。
在他眼中,文学、学术圈子里的交往与其他圈子的最大不同是学术圈碰到一块都喜欢“高谈阔论”,政治、学校、学问都会谈,“往往批判性很强,牢骚也不少,但较少妇姑勃溪、绯闻小道之类。”他沉思了片刻说,“有些作家朋友聚到一块就比较‘放达’,不像学术圈那样‘单纯’。”
相比于文学圈,温儒敏更关注文学圈之外的事情。这几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学生活”,指的就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目前,温儒敏和山大、北大的学者联手,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这种研究所关心的并非个别人的阅读个性,而是众多读者的“自然反应”,是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那些“匿名集体”(既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某些文学的生产、传播者)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分析某些作品或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这是新学问,我们在尝试,很有意思的。”
坐在百年山大著名景点小树林的石凳上,谈起当下的生活状态,温儒敏始终保持着笑容,“我喜宁静,不喜热闹,喜质朴,不喜低俗。物质生活很简单,无特别嗜好,也容易满足。”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在山大中心校区知新楼的办公室,温儒敏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友人赠书。其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和他的研究生同学钱理群、吴福辉一起写的这本书,至今仍让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人记忆深刻。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教育》向温儒敏的导师王瑶先生约稿,要他写一部简明的现代文学史。王先生没时间,就指定钱理群、吴福辉和他来写。“我们三人是研究生同学,那时还只是讲师,尚未‘出道’,接到这任务,便雄心勃勃,如初生牛犊,放胆写来。”回忆起当年的合作,温儒敏说,这部书和一般教材不同,是比较“个性化”的。完稿后在不起眼的地方小刊物上连载,默默无闻。
那时黄子平(后来是著名评论家,居香港)在北大出版社当编辑,温儒敏找他联系出版,他说“老温,没问题”。可是几天后告知说“领导不认可,因我们资历浅”。后来还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有气度,拿去“破格”出版,不料连印4版,颇受欢迎。1997年,温儒敏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就把稿子从上海拿回,师兄弟三人在香山修改了一个月,改动很大,交北大社出版。真正影响大是这个修订本,迄今已40多次印刷,印数过百万,居同类教材之首。
陈平原也是温儒敏的同窗,是博士生同学。本来1981年北大中文系就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可是太过谨慎,没有“实施”,正式开始招博士生是1984年,就现代文学一个专业,只招2人,一个是温儒敏,另一个就是陈平原。“他是从中山大学考来,我则是在职的,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温儒敏表示,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6年,真是人生的福气。
“研究对象”们
导师王瑶先生“告诫”过温儒敏,和“研究对象”要有距离,别走得太近。而温儒敏的主要精力又放在现代,结交的作家朋友其实不太多。过从较多的有曹文轩、贾平凹、余光中、温皓然等。
温儒敏和曹文轩是老同事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都住北大南门一栋筒子楼。两家斜对面,隔一条烟熏火燎的过道,各有一间12平米的房子,勉强放下一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曹文轩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温儒敏,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
后来几经折腾搬家,两家又都搬到蓝旗营,在同一栋楼做邻居。温儒敏眼中的曹文轩穿着很讲究,有些“派头”。“其实为人十分谦和,这大概也影响到他的创作。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他童年的回忆。他把童年人性化、诗化了。读他的小说,我常常就退回到回忆的世界里,重温那难于释怀的童年旧事。”温儒敏说,曹文轩凡有新作出版,都会送自己一本。他题字不说是送他,而是给他的女儿。平时其实也很少闲聊。但有要事找曹文轩,他必答应。10年前温儒敏主持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请曹文轩参与,他放下手头的创作就来了,小说欣赏那本就是他写的。最近温儒敏又请他出任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的主编,也爽快答应。温儒敏把他看作是“莫逆之交”,转眼已经30多年。
都知道余光中先生是诗人,他的散文其实也很好。温儒敏喜欢余光中诗文那种大家风范,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很机智而且纯粹。两人先是以文会友,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不止一次邀请他讲学。记得有一回温儒敏请余光中来五院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温儒敏说。
2003年,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指定温儒敏作为他的颁奖嘉宾。余光中80大寿时台湾文坛出版纪念集,编委会邀温儒敏专门写篇文章,他就写了关于《白玉苦瓜》一诗的评论。
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问世,很多人只盯着里边那些情色描写,看不到作品的文化价值。贾平凹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心力交瘁、大病入院。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当时温儒敏写了一篇文章替贾平凹的《废都》“叫屈”,认为《废都》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所形成的人文景观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是以矛盾痛苦的心情去体验当今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混乱,表现现代人生命困厄与欲望。温儒敏当时还预言,20年后再来看,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意义大概会有认真的理解。
“我知道贾平凹对我的评论是‘会心’的。后来我和贾平凹有些交往,不过并不热络,我曾邀请他来北大访问,他有新书出版也会送我一本。”谈起交往时的趣事,温儒敏笑言,大概是2006年的一天晚上,自己陪贾平凹游北大未名湖。那时手机还不怎么流行,但是贾平凹一路上倒是不断地接听手机。“这让我有点奇怪——我原以为他很土,连电话都不怎么会打呢。”
【人物】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聘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理论及语文教育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的视野》、《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