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给青春让路

在上个世纪狂放了只狂放了两年的“莽汉”诗派，让李亚伟注定背一生莽汉的标签。昔日诗艺上习惯弑父的诗人代表，开始给青春让路，给他人让路。而他的诗风与人生，从此别开生面。

2014年9月的阳光下，嘉峪关城墙上，诗人潘洗尘昂首阔步，雷平阳侧眼微笑，赵野双手插袋，他们三人，一一从诗人李亚伟身旁走过。而李亚伟侧身曲膝，向前伸出左手，笑着向这些他心目中的“人物”让路。

这三张行为艺术的照片，被潘洗尘传上博客，继而在朋友圈疯传。

“醉生梦死之中，我的青春已经换马远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一首《中文系》被传抄遍各大学中文系的诗人李亚伟，失踪诗坛十多年，裹挟“重炮”《河西走廊抒情》重返诗坛，“在嘉峪关，我看了一眼历史：/遥远的人间，幸福相当短暂——/伟大也很平常，但我仍然侧身站立，等着为伟大的人物让路。”

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路口，李亚伟与他们的“莽汉”兄弟们，用酒、拳头和“丢三落四的诗篇”，让传统与秩序给自己让路。历经教师、书商和餐馆老板的职业流转，李亚伟多次站在嘉峪关上，有时在纸上，有时在塞外的城墙上。

风刮过这位昔日“硬汉”，在这个“具有人间烟火气的文明通道”上，他带着朋友们来了，不再桀骜，诚心感受刮过祖先的风、生活过英雄的神秘大地。

让开，“莽汉”来了

牛仔裤，精短头发，和善笑容，“来，喝嘛喝嘛。”酒桌上，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温厚的中年男子，绝对想不到，30年前，他一头长发，穿着坦克兵衬衫和时髦的喇叭裤，逃课，认不出某个代课老师，动辄打架。那是解放思想的年月，李亚伟在青春的怂动下，在四川南充师范学院，鼻孔冲天，满身反骨，尽管高考时他数学只考了3分。你再不服，他会低下头去，亮出了脑门上短发茬之中几块疤痕，这都是他当年喝酒打架生涯留下的印迹。

自觉读书比老师还多的李亚伟，和所有想出风头的年轻人一样，试图用肌肉与衣着，引人注目。大二时，李亚伟所在的学校办起了拳击队。“那会儿，有点全民体育热的劲儿，各种体育班都有，我们几个写诗的学生算是学校最调皮的，加入拳击队。”碰到人就要掰手腕，留三七开的长发，“花衬衫的领子要从外套里翻出来，最好还会弹点吉他”，事后李亚伟回想，在拳击队练习得不多，但在校外惹事生非的情况很多。

和李亚伟同县的诗人蔡利华多年后记得李亚伟那场著名的群架。1983年初夏，“我出差路过李亚伟读书的学校时，他正和一群狐朋狗友一道，与社会上的杂皮打架。”作为比李亚伟大几岁的诗友，他吓坏了。这是一场遍及三所大学、两家工厂、一条街道的大型群殴，30多名大学生和40多名社会流氓打成一团。他知道，“在当时，被关进公安派出所是被视为社会垃圾的。”有人被开除，李亚伟被记过。关于打架理由，“是另一个诗人朋友在校外和社会流氓结了‘梁子’，那会儿，整个社会都有文革遗风，武斗脱离了政治，就直接变成了流氓斗殴。”李亚伟诚恳地向记者解释。

旷课、喝酒、滋事，成了描述李亚伟大学的最佳词汇。他嫌弃中文系的课堂太刻板。逃了课，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他很早就读了西方的现代派，诸如艾略特、庞德。到大二结束，李亚伟算了算，总共读了一百多本世界名著。但这并不等同于期末能过关，每到考试前夕，还是得跟印刷厂的哥们儿喝喝酒搞好关系，好让他们把卷子偷出来。

“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除了谈，还有手抄诗歌，抄自己的，也抄别人的，然后拉一些同伙做诗社。那会儿李亚伟和朋友胡钰组建“刹那”诗社，万夏成立了一个“彩虹”诗社，后来整合谈判，两边都不怎么服，不想用对方的名字。相持不下时，发现每个人手里有本诗歌硬面抄，本子的名字叫“金盾”——“金盾”诗社就这样诞生。

1983年，李亚伟毕业了。分配至重庆小镇丁家湾教高中语文。李亚伟的一位学生事隔多年眉飞色舞地向李亚伟的朋友冉云飞回忆：“李老师披着一身长发，经常提着白酒瓶在丁家湾仅有的一条街上走，目中无人，边走边喝。“1984年1月，在小镇寂寥半年多的李亚伟接到尚在读大四的诗友万夏的信，邀他回学校玩。在一家酒馆，两人和当时在四川大学做诗社的胡冬，商议扯起一张诗歌的大旗。“因为烦朦胧诗，就称他们为‘妈妈的诗’，就是温柔的抒情、朦胧的爱，那我们就叫‘男人的诗’。又觉得‘男人的诗’太直白了，没有水平，所以就变成了‘莽汉’。”李亚伟不掠美，向记者称‘莽汉’的名字，是万夏和胡冬取的。发起人还有被大学因打群架被大学开除在家的马松，加入者有二毛、梁乐、胡钰、蔡利华等人。

莽汉来了。假借热血和狂放，回到中学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两三年里，李亚伟写下一百多首“莽汉”诗，其中包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硬汉》、《给女朋友的一封信》等。最为知名的，当属《中文系》。他把4年的中文系生活浓缩进这首诗中，“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成了大学生口诵的经典。

“内容基本写实，里面的人物都是我的同学们，部分中文系师生，当然，有绰号的尽量用的是绰号”，李亚伟告诉记者：“说实话，写完这首诗，在修改誊抄完之后，我就感觉我可能写出了一个重要的文本，虽然那是我只有21岁，但隐约觉得自己在诗歌这种文体上写出了一个可能会流传一下子的作品。现在，我对这首诗持同样的评价：这首诗不是因为它不留余地地讽刺了我国大学教育，而是因为这首诗在当时以一种较完整的形式、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

酒风浩荡，诗风渐歇

“一直在各地路上，只进入了酒的状态，没进入其他状态。”2014年12月1日李亚伟向记者发了微信，抱歉自己没有更好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李亚伟一方面给朋友抱怨喝酒“身体喝坏了，往往喝得第二天没精神，没劲，我现在尽量少喝酒”，一方面在微信上显摆，“坏人们都在喝夜酒，只有喝两杯睡，要不谁他妈睡得着啊”，“戒酒几天，憋不住，出门找酒去”。

冉云飞和李亚伟第一次相识，就见识了李亚伟的酒胆。1988年冬天，在《四川文学》工作的冉云飞回老家省亲，受到当地领导款待。其时，李亚伟正窝居县城。冉云飞钦佩李亚伟的诗品，邀约李亚伟一起喝酒。“最后他们拗不过我的执着，将李亚伟喊来，然后我们推杯换盏，将酒桌上的酒一饮而尽”。散局后，还不过瘾，李亚伟将蔡利华等诗朋喊来一起去吃火锅。“记得亚伟喝得咯血，去漱口回来后接着喝，直到大家都喝不动，泥醉方休。”

冉云飞说，后来自己和李亚伟醉酒的次数多到数不过来，“但没有哪次喝酒是不尽兴的，可谓与他对莽汉诗派的诗歌主张一脉相承”。

李亚伟相信酒“是一种真正令人愉快的一种娱乐”。“在大学时我就喜欢上了喝酒，而且酒友发展及其迅速”，“大家经常一起东游西荡、写诗喝酒，很快就过上了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很多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那时大家都很穷，“倒吊起来也打不出几个子儿”。想要喝酒时，会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叛徒老大的台词：“他妈的，穷得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

毕业后，为个维系喝酒的“共同目标”，李亚伟在当教师之余，与诗友二毛一起开过火锅店。“只请了一个伙计，共有4张桌子，碗都是合伙的几个人从各自家里拿来几个，凑的。火锅什么的，我们几个都下手亲自做。我做菜不太在行，所以更主要是打打杂什么的，比如买菜、切菜。”据传，店子的最后垮掉，与店老板的胡吃海喝脱不开干系。喝酒，自然离不开下酒菜。吃喝得多了，李亚伟发现了门道，“不讲究下酒菜的朋友在我们的友谊中一直显得扑朔迷离，这样的哥们，我们不抛弃，但也不挽救，我们有时也会在酒局上不离不弃地发出亲人般的呼唤。”李亚伟在一片文章中如此自我煽情：“在酒色攻心的青春岁月，我们别的谱摆不起，但我们拿稳了吃喝上要做自己的主人。”

酒色攻心，酒是常喝，“而色大多”徒具狂狼之形。李亚伟班上的女生，基本比他大。喜欢谈吉他，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李亚伟终于在大四时追上了低他两级的一个中文系女生，开始了第一次恋爱。“但这位女生很正派，规定每星期六在学院党委办公室后面树林里约会大约一小时左右”。每次约会完，总有几个老光棍探出头来向李亚伟打听结果，问“今天怎么样？”“一直到毕业和我工作后书信及分手，她还是正派的处女我还是流里流气的童子。”李亚伟的回忆，如他的诗句，生猛而可读。

想要吃喝自己做主，最挠心的，还是开餐馆。1999年，在北京做书商赚得一点小钱的李亚伟回成都开了一个饭馆。“刚开张时，特别想要追求特色、个性，连碗盘、酒杯都是自己和朋友万夏到成都郊区亲自烧制的。但由于规格不够标准化，最终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如果碗盘大小不统一，端上来的菜量都不一样，特别是酒杯，顾客可能会更在意。”

现在火爆成都宽窄巷子的香积厨，是李亚伟2008年创立的。一开馆，李亚伟要让成都的客人吃到元朝的口味。餐馆的菜品放弃“新派川菜”而着力挖掘元、明、清以来老派川菜的正宗口味。“开餐馆主要是因为我好吃，很多朋友都是自封的美食家。当时根本没有投资概念，压根也没有盈利目标、发展目标之类，就是觉得好玩。”香积厨距离成都著名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不远，“翟永明老和我说，我们俩把成都人都解决了，我解决物质食粮，她解决精神食粮。”

莽汉们对吃喝都有兴趣。二毛自1986年与李亚伟“吃垮”了第一个饭馆后，“痴心”不改，后彻底弃文从商，在重庆、北京等地开设餐馆，成为当代新派川菜和江湖菜的领军人物。他不只动口，而且动手，舞刀弄勺多年。在李亚伟看来，“差不多算是成了精”。身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顾问，著有《民国吃家》、《妈妈的柴火灶》等。

酒的愉悦是长久的，而“莽汉”诗派，没那么长寿。两岁的“莽汉”诗派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上隆重推出后，就宣告解散。莽汉诗的可复制性太强，“普遍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彼此的诗都太相像了，只有作者自己可以看出差别，有评论家事后如此分析。

在河西走廊，与牛人神交

2014年9月10日，李亚伟受邀来到河西走廊的边城张掖市，参加在一场沙漠里的颂诗活动。河西走廊，在李亚伟心中，是他重返诗坛的重要起点。

在生意之余，李亚伟率性阅读了很多世界历史、考古类书籍和文献。他突然发现河西走廊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条路，美妙而神秘，“那是时间正在淹没的历史人文画卷，比如，仅是唐诗，仅边塞诗就可以单独成为令人过瘾的旅行线路。”李亚伟心动了。2005年，《河西走廊抒情》写了开篇4首。“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耽误，这一耽误就到了2011年春。”他不甘心又变成断章残句。一次，他将写在几张纸片上的诗让野夫等朋友看，所有人看了都说喜欢。在云南大理，野夫也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开场朗诵了《河西走廊》。2011年春，在朋友的鼓励下，李亚伟决心“铆足了劲儿要完成”。

写到15首时，越写越难，李亚伟突然明白：“再写下去，就属于强迫写作，属于强奸诗意。我一直认为，创作应该是愉悦的、生动的，强扭的瓜不甜嘛，强迫写作是诗歌犯罪。”

于是，当年秋天，李亚伟放开了书桌前“正在夹紧的二郎腿”，去河西走廊上找找感觉。他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是诗人，必须要喝酒骑骆驼看风景，“去和古代的天空、戈壁、牛人神交就行了”。

两次河西走廊的游历，让他的屁股终于坐定。李亚伟写得很慢，待后来做完《河西走廊抒情》第二部分《签注》时，时间已是2012年，前后总共七年。“对我来说，是我创作生涯中翻越的最大的一座山”。在他看来，“这首组诗将灭掉自己以前的诗歌文本，终结自己以前所有的创作手法，并且，在宽度和深度以及技术上将出现我未曾见过、未曾想象过的新的天地。”

2013年12月4日，《河西走廊抒情》为李亚伟斩获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诗歌大奖。

自此，《河西走廊抒情》成为李亚伟诗歌朗诵会上的必诵的诗篇。“……在唐朝，一个人将万卷书读破，将万里路走完/带着素娥、翠仙和小蛮来到了塞外/他在诗歌中出现、在爱情中出现，比在历史上出现更有种……”。在9月的巴丹吉林沙漠的夜空下，李亚伟和潘洗尘、雷平阳、赵野、默默，这些上个世纪80年代就纵横中国诗坛的诗歌“老炮”，纵酒诵诗。这也是李亚伟第一次在塞外，以此向河西走廊，向当年那些走过大漠的边塞诗人们致敬。

为牛逼的人侧身让路

从书商的道路上撤离，转身写诗，写《河西走廊抒情》，最初的起意缘起一次云南的漫游。那次一帮书商朋友从北京飞至昆明，到大理、丽江，一直玩到香格里拉。云南的阳光格外烂漫，一趟玩下来，做书商专心赚钱的心就散了。在北京，有躲不开的酒局，认不完的生意伙伴，看不透的商业秘密。

当然，作家王燕生对他的诗才的欣赏，也触发了他内心的小骄傲：“混一生就混几百万，虽然很厉害，但中国会赚钱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回去作诗吧。”

回到成都，李亚伟偶然想起怀揣计算器、手捻纸张的书商生活。“我国的出版是相当落后的，创新很难赚钱，模仿，现在叫山寨，是成功的真谛。”李亚伟向记者坦承：真的没出什么好书，创新的要么出不来，要么不赚钱，赚钱的主要是成功学之类玩意。”文史类是他的所爱，出过一些，也有利润，另外，像他出的《遇罗克日记》、《刘文彩真相》等现当代史料性书籍，他也满意。

同为书商的朋友张小波当得知李亚伟决定离开北京的想法后，曾问他，你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亚伟反驳：“张哥，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又有谁指责它们。我现在只想做鱼蛇之流，彻底不务正业。”

如今的李亚伟，在餐馆生意走上顺路后，彻底“不务正业”。在成都，他好酒好菜伺候他昔日的莽汉兄弟、好酒的各色男女；在云南，他到香格里拉，跟默默看云晒太阳，到大理，与潘洗尘互考植物知识，到西双版纳，和马原斗茶聊天。

现在李亚伟也习书法，走的是狂放的路数，比起父亲那一手王羲之的铁划银钩.他觉得自己望尘莫及。云南鲁甸强震，他积极响应朋友雷平阳的号召，捐献出自己的书法作品。

对于写诗，李亚伟是有目标、有计划的。他给自己命题，一两年写一组长诗。“在尝试一种方式，把生活和诗歌分开来。”要么痛痛快快地玩，要么拿出整块的时间，一个月不想其他，一心一意写一个像样的作品。

“以前的莽汉们，如今都渐显老态，岁月无敌，它让所有的对手都俯首称臣。”好友冉云飞从《河西走廊抒情》中读出来李亚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如今，我从人生的酒劲儿中醒来/看见我所爱的女人，正排着队/去黄脸婆队伍里当兵。”

这个当年狂浪的“莽汉”，开始了谦让。他说他喜欢很多当代诗人的诗，“但我读得较全面的是马松、万夏和宋炜。你可能都不知道吧？如果有人认为我很强，我认为这几个比我强，读他们的诗一直是我最愉快最高级的享受之一，聚会喝酒时，我经常侧身站着，为这几个伟大的诗人让路。”

“莽汉”李亚伟，那一代在诗艺上弑父的诗人代表，开始给青春让路，给他人让路。“唉，花是用来开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在嘉峪关上，我朝下看了一眼生活：/伟大从来都很扯蛋/幸福也相当荒唐/但我也只能侧身站立，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让路”。

我是喜欢远眺未来的人

以河西走廊探讨人类情感和生死秘密

记者：《河西走廊抒情》是你这几年最下功夫的作品，为什么会写北方的曾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河西走廊”？

李亚伟：一群古代的游人站在世界的东方，也即现在的远东，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了，他们只有转过身来，朝西，对，朝西去，才是他们可以远行的世界。他们只能往西去，他们要寻找财富、要寻找物产、要寻找部族的生存机会。

他们从大小兴安岭进入蒙古草原，往前可以去长安，经过长安，前面就是河西走廊，此时，他们可以往南，去富足锦绣的中原定居，如果继续往西，经沙漠可以翻上伊朗高原做生意，甚至，再经阿拉伯半岛进入北非沙漠，最后他们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东岸。

这条路，沿途的人民风俗各异、国家五彩纷呈——这个路线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条连绵起伏的干旱带，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部落最佳自助游路线。干旱带上生活着游牧民族，这些民族都天生具有远走天涯的基因。这条线路的两侧——东段的南边（印度、中国等）和西段的北边（欧洲诸国）均是农业社会（从天上看下去仿佛太极图），游牧民族可以选择远行游荡，追寻梦想、传播文明，也可以选择去两侧定居立国，发扬传统、创造文化。所以，这条干旱带是从远古到近代人类活动最繁忙的一条大通道，世界上各种文明都在这条干旱带上面传播，各族群的血缘都在这条通道上融合。

在游牧和农耕时代，河西走廊堪称这条线路上第一个重要的通道。对我们来说，它不仅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还是世界族群血缘的最大秘密通道，一个已经谢幕了的舞台。

记者：写这组诗前，你查阅了资料，有什么发现？

李亚伟：充分准备资料过程中你会有意外的发现或奇特的想象，比如：发祥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仅两晋南北朝时期，其内迁的部族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宇文氏等就建立过十多个政权，这部分鲜卑人后来大部分融入了南面的汉族，没有内迁的则融入了西面后起的蒙古等族。而历史上的锡伯、须卜、师比、席百、犀毗、史伯等都应为鲜卑，西伯利亚应为鲜卑利亚，鲜卑人的地盘之意。还有好玩的，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没有马，那就是说，鲜卑人之前，那些在远古跋涉去美洲的东亚人要么没有马，要么不是从陆路去的。

带着很多杂乱的知识和念头去河西走廊，对我来说，已经行了，这些知识一定不要准确、念头绝对不能清晰，否则会缩小想象范围，会影响写作宽度。

记者：在《河西走廊抒情》里，你集中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心肿胀？

李亚伟：读了很多世界历史、考古类书籍和文献，发现上面我说的这条大通道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条路，河西走廊又是其中最美妙最神秘的一个环节——但是也因为我见识有限和外文所限，所以，只能用河西走廊这个神奇的点来探讨人类情感和生死秘密，抒发我——作为个人对这些情感和秘密的感受，但我相信，这也是所有诗歌的终极任务。

记者：《河西走廊抒情》倾注了你在诗歌创作上的什么抱负？

李亚伟：从大兴安岭到巴格达，从匈奴、鲜卑、柔然、蒙古、中原到高车、突厥、波斯、阿拉伯、拜占庭，河西走廊是其间的一个神秘通道，既是空间上的民族融合、整理的地理带，也是时间上的人类文化传播、演变的黑匣子。所以，这首诗的主题和内容必须庞大和复杂，时空维度应该相当深广。也因此难度极大，对我来说，是我创作生涯中翻越的最大的一座山。但是，我也知道，这首诗将灭掉自己以前的诗歌文本，终结自己以前所有的创作手法，并且，在宽度和深度以及技术上将出现我未曾见过、未曾想象过的新的天地。

“诗歌对人来说，不是基本需要”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来，在主流话语里，对你的诗评价一直不太公正。你有过委屈吗？

李亚伟：这些年，我们都知道主流话语一直在作家协会等机构主办的文学杂志刊物那里，我从一开始就不为这些刊物的标准写作，当然，我也有在少数几种刊物发表作品的情况，那也是因为，那几个刊物的编辑很优秀，他们能突破文学禁锢主动刊发我这样的是人的作品。我个人从很早就不给文学杂志投稿，至今仍保持这个习惯。

记者：好的和糟糕的汉语书面语的分界线在哪里？

李亚伟：有自己的语言，并且形成了个人风格，那就是到了一定的语言层面了。个人性格和学养会影响一个人的风格，同样，写作上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性格和学养是风格的基础，没有基础，有意为之也不能形成真风格，最多可能形成了这些年西方一些文化大师被引进中国所形成的那种翻译体风格，而没能顺当地说出自己的内在。这么说可能很多诗人、艺术家不相信，认为自己长期学习、模仿某种风格就能获得独特的文化形态。可是我会问：形成风格最终都是以你一些标志性作品为参照，你敢说你的作品真的支撑住了你的风格吗？恐怕还是一些西方大师在里面帮你写了一些吧？

具体到诗歌，我认为，诗歌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没有别的诗歌。我可以帮读者说出他喜欢某首诗歌的所以然来：被打动了，或者被这首诗的智慧征服了，这就是好诗，这就叫基本读懂了。除此之外的诗歌，包括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以把它视为差劲的（当然，读者的水平会影响其判断），以免浪费时间或者被欺骗。

语言是诗人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区别好诗和差诗最基本的东西，语感都没有的诗人，技术意义上算不了诗人，语言的才华可以首先把大多数写诗的人划拉出去，打回原形——他们其实只是爱好者而已，并不具备创造好诗的能力，他们只是诗歌作者，并没有担负创作好诗的任务。那么，撇开这一块，在解决了语言问题之后，什么是好诗？简单一点说，从情感上能打动我们的就是好诗，从智慧上能激发我们的也是好诗，二者加起来就是很好的诗。如果从情感上没打动你，那就看看从智商上能不能有共鸣，也没有的话，那就不值一读。通常，一首诗读到五六行还没上述动静，你就应该否定它，进而可以否定掉这个诗人，等他下辈子写出好诗再读他，现在诗人太多，比唐朝宋朝加起来还多，一个读者应该拨开云雾，迅速地找到好诗人，没必要去浪费时间。诗歌对人来说，不是基本需要，饿了，没吃的，食物差点也得吃，诗歌不读也不会觉得身体不适。诗歌也不是消费品，再穷的人，也可以欣赏优秀的诗歌，再富有的人也用不着读差诗消磨时光。

历史感、生命观、批判性是诗歌的核心

记者：早期的《中文系》就显现你的锋芒，为什么写诗下手这么狠？

李亚伟：有的批评家认为我的诗歌浪漫，有的则认为“暴力和抒情”，这些，只能说是我的写作特点之一。我的早些时候的作品里这类特点比较明显，但，比如《中文系》这首诗，讽刺的特点、玩世的特点就很明显。其实，我更相信我的诗歌里面的历史感、生命观、批判性是核心，它们有时和“锋芒毕露”的手段有关，有时没有关系。

记者：写下《中文系》后，你预感它会红吗？

李亚伟：说实话，写完这首诗，在修改誊抄完之后，我就感觉我可能写出了一个重要的文本，虽然那是我只有21岁，但隐约觉得自己在诗歌这种文体上写出了一个可能会流传一下子的作品。现在，我对这首诗持同样的评价：这首诗不是因为它不留余地地讽刺了我国大学教育，而是因为这首诗在当时以一种较完整的形式、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但是，直到十多年后，才开始有李震等少数诗歌批评家的评价出现，认为，这种诗歌形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没出现过的，它让人疑惑：诗歌可以这么写？却又不得不承认：诗歌可以这么写。

其实，我写出《中文系》这类作品时，胡冬已写出了《我要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于坚也写出了《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我们当时都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的诗歌方式，找到了非常新奇的诗歌语言，现在看来，那时的感觉和实验是成立的，也正是那是我们有如此良好的感觉，才使得我们那一批诗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创新热情。但这些作品肯定不能代表我们之后的创作，尤其是现在的创作水平。

记者：你用《中文系》嘲讽中文系的教授，有没有中文系的教授找你“讨”说法？

李亚伟：我相信，我国的大学中文系到现在，其状况也不会进步到哪儿去，教育体制没变，这个事实一直在我们面前摆着，我没有碰见也不相信有什么大学中文系教授敢来找我讨说法，现在大学中文系里的教师聪明人很多，愚蠢无知的也不少，不管聪明的还是愚蠢的，他们在目前这个教育体制内混着，对我的作品心领神会并且无话可说。

记者：如果你当中文系的老师，是不是也会成为会撒网的教授？

李亚伟：肯定不会，我一直认为做老师是很好的，可是，教育体制不会要我这样的老师，会有根本上的冲突，我能成为教授，说明我们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专业诗人是个可笑的说法”

记者：喝酒这么多年，你对酒是什么感情？

李亚伟：喝多了就怕，和吃坏肚子了怕吃喝一样。好了又想，而已。和别的娱乐一样，喝酒对写作有负面的，比如耽误时间，但也有反哺。酒在中国和文学关联很紧，中国诗酒一体，诗酒文化很深。西方，酒是酒，诗是诗。作为丞相的曹操有：“月明星稀，今夕何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反映酒在中国，很早就被赋予了诗意，生活中的诗意。

记者：对做生意，你雄心不大吧？

李亚伟：做生意也是一个很好的事业，中国古代把商人贬得很低，儒和道都是蔑视做生意的，其实我很尊重古代的生意人，尤其是平民中的生意人，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使命。他们热爱生活，有责任感，视勤劳辛苦为本分。我在北京做过十几年的生意，觉得做生意也是一个好职业，忙碌、充实，喜怒哀乐随时都有，人间气息生活味道很足，但后来，我认识到，我并不擅长做生意，每个人各有性格，尤其是各有其生活道路，有些东西是天定的。

记者：在李亚伟身上，你有什么嫌弃的东西吗？

李亚伟：真没有什么好嫌弃的，我觉得存在于我们身上或生活中的，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尽人意的地方可能还会不少，但是不要着急，不要立马做出批评，有些未必是坏事，同样，有些未必是优点，要同意它存在的理由。

记者：你现在是餐馆老板，写诗对你而言，是奢侈的爱好？

李亚伟：餐馆是因为爱好，因为喜欢喝酒的氛围，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吃喝人才，有的甚至成了有名的美食家和品酒专家、酿酒售酒专家。我不是专业做餐饮的，属业余爱好者。写诗也是业余爱好（我认为诗人都是业余的，专业诗人是个可笑的说法），这些都是幸福的事情，和很多人喜欢音乐、热爱体育是一回事，但如果有这样的爱好终身并且随时陪伴你，那不是很爽吗？

记者：诗歌，你牛逼过；生意，你做得不差。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亚伟：我确实写了一些自己和朋友们都很喜欢的诗歌，但生意谈不上什么好，只是随意，能养活人就行了。对生意就那么回事，随意，没什么理想。对诗歌要求很高。总之，没什么遗憾不遗憾的，我是一个喜欢远眺未来的人。

李亚伟，

著名诗人。1980年代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与赵野、默默、万夏、杨黎等人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出版有诗集《莽汉-撒娇》、《豪猪的诗篇》、《红色岁月》（台湾秀威版。获2005年华语传媒诗歌奖、2013年首届鲁迅文化奖、2004年首届屈原诗歌长诗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