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

“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到了十年浩劫，大部人又都回到了原点。改革开放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

“工农兵作家”的由来

“工农兵作家”这个名词或者群体恍惚已经十分遥远了。它的出现比“工农兵大学生”早，但几乎同时消失。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一场伟大变革，静悄悄地淹没了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个“人人写诗”的年代，或许就是工农兵作家的土壤；紧接着大饥荒，紧接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紧接着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于是大批作家不敢写了，不光是“国统区”来的不敢写了，连“解放区”来的也不敢写了。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没有了以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

我是1964年8月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文艺报》的，赶上了作家协会的整风（“文革”来了后被斥为假整风）。《人民文学》就在我们楼下，《诗刊》马上要停刊。《文艺报》理论组埋头于“大批判”，我分到的作品组则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新人”就是出身工农兵的年轻作者。

我和一些年轻编辑也疑惑过：郭小川、冯牧这些老作家不是部队出身，上过战场吗？赵树理不是地道的农民吗？但他们已不是工农兵，他们“变修了”，他们“做官当老爷”——再后来，他们统统是“文艺黑线人物”了。连魏巍和李瑛都不能称工农兵作家，而是“部队作家”。从1964年起，赵树理、欧阳山、康濯、张庆田等已经开始遭到批判，我亲眼见到在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一言不发，只是埋头抽烟。

于是我们要寻找和扶植的“新人”，就是本人是工农兵出身，现在还握枪或在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还能写点文学作品（当然多是短的“速写”或诗歌）的人。于是自然而然有了“工农兵作家”的提法。

我的遵命文章

我在1965年10月写了篇遵命文章《中国工农兵业余作家》，由中国新闻社发布后在海外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就是：

一支年青的新的文学队伍正在中国形成。他们的成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战士，他们既会从事劳动、战斗，又会从事创作。他们所走的道路，区别于过去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家走过的道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仍生活在工厂、农村、连队，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战士……

我举了一串例子。战士出身的作家有任斌武，代表作《开顶风船的角色》；齐平的代表作《沉船礁》；林雨的代表作《刀尖》《五十大关》。工人出身的作家，有火车司机王慧芹，代表作《骏马飞驰》；也是火车司机的陈继光，代表作《目标》。农民出身的作家有王杏元，代表作《铁笔御史》《绿竹村风云》；胡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