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对岸（28）

节制资本，以和平方式改造社会

1981年5月，我曾陪同习仲勋在瑞典参观。我研究瑞典社民党，就是从那次访问开始的。当时使馆派我为代表团当翻译，陪习老参观了一个现代化农场。农场主原来是贵族，有1 000公顷的土地、2 000公顷森林，但他手上全是老茧子。为什么一个贵族像个老农民？

原来，过去他家里雇了很多长工仆人。社民党上台实行改革后，他要为工人们支付高工资，还要交社会保险，而且每年谈判还可能增加，他承受不了，只好把大部分人都解雇了，只留两个工人，忙时自己一起干活。他还喂了1000头猪，全靠机器。宫殿一样的大房子，就靠他夫人打理，忙不过来才请小时工。贵族就这样被改造成了现代企业家。

习老和这位贵族企业家谈起历史变迁和农场管理，笑说这地方真漂亮，我退休后真想到这里养老。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工人家庭。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33岁的单身汉住个65平米的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烤箱应有尽有。那个居民区共3000人，却有1400多套房子，从托儿所、九年制小学，到青少年活动中心、退休者之家、游泳馆、体育馆、足球场、图书馆、超市、医院等，设施齐全。住房宽敞、便利。房租不低，但很多人都有补贴。因为政府规定了住房标准，除客厅外，平均一间房子住的人不超过1.5个，达不到这个水平的，由政府提供帮助。

其福利水平之高，让大家非常吃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外交部的人住什么房子呢？很多人从国外回来，挤在招待所大厅里，用木板隔起来，几十个人，男的女的分开住。国家干部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当时冰箱、彩电、地毯即使在国内高干家庭也不多见。

看到医院里住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习老询问他们以前的工作，当得知没有一个是前政府高官后，他感叹说：“真不简单!”习老很有感触地对我说，你会瑞典文，该好好研究一下社民党问题。

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节制资本

按照习老的指示，自1980年代初期，我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和瑞典模式，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确实，瑞典经验，可以为中国解决某些现体制下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借鉴。

过去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我们当时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很大苦难。

西北欧特别是社民党领导下的瑞典社会主义取向的变革，劳动人民有充分民主权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60%以上份额，全面的社会保障，官员公正廉洁，劳资共存共荣，贫富差距很小。这些，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我分析过瑞典政府的预算，用于社会福利、教育、科研和外交、国防的钱加在一起，跟总税收差不多。他们税收很重，但仍可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但社民党的理论调整也有一段过程。刚成立时，它也主张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成立后二十多年，没有得到多数民众支持。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问题，虽然社民党力量当时也有很大增长，到1920年代还曾三次单独执政，但得不到多数支持，没法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是继续等待国有化时机的成熟，还是先改革以争取多数？其党内也有很多争论。1926年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写了一本书，叫做《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做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说社民党的目标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应全面参与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决策中，拥有与其他阶级同等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工人阶级一无所有的状况。取消资产阶级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也就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

国有化是社民党人的一个要求，是解放工人阶级的一个武器和手段，但不是目的。对私有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废除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限制改造它。卡莱比说，劳动保险法、八小时工作制和政府社会政策的许多内容，都是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也是一种废除。因此社会变革、改造私人所有制，有许多不同方式。

在分析了劳动要素的作用后，他认为工人的劳动并不是产品价值的惟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太合理，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仍然不可缺少。

因此卡莱比主张如下一些改革： 通过立法限制私人所有权，尽可能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财产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提高工人地位等。

卡莱比认为，这些政策，使工人阶级参与了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的变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些理论创新，对1930年代社民党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很有帮助。后来瑞典社民党按卡莱比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搞了一系列改革，限制资产阶级，扶持工人阶级，支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谈判，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尽量维护劳动市场和平，为生产发展、福利建设创造条件，通过和平方式改造社会。

工人成为社民党的票仓

瑞典社民党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后，劳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自然要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代表劳动人民利益。

怎么代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重要性。社民党所做的一切，只是不要资本家支配社会发展、剥削其他阶级。劳资之间的矛盾，并不一定对社会有害，只要建立劳资平衡，就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社会。

社民党看到，苏联、东欧没收了生产资料，建立了公有制，却没给劳动人民民主自由，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他们认为，把权力都集中到国家手里和集中到私人资本手里一样，有同样的危险性。因此，他们主张搞混合经济，承认劳资利益都很重要，都具有合法性；只要努力实现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思想主导下，瑞典社民党主张首先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自社民党成立，就致力于组织工会。19世纪末，在瑞典组织工会并不是非法的。但资本家不承认这一套，组织工会，就把你开除，早期的社民党领导人都被开除过，都坐过监狱。

社民党淡化国有化主张后，力量发展很快。1932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多数民众支持并开始长期执政。社民党通过立法保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方谈判的权利，支持工人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福利。工会则大力支持社民党执政，支持其采取措施驯服资本主义。

1974年39%的工会会员集体加入了社民党，使党员人数突破百万大关，党员中工人达73%。工会在平时为社民党提供大批人力、物力，在大选中更是全力以赴，动员并组织工人投社民党的票。工人阶级不仅是社民党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其“驯服资本主义”，制约国家权力，实现民主宪政和国家变革的主力军。

经过近百年的团结奋斗，瑞典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表面上看，资本家和他们的公司还在，但有了高度的社会民主，市场经济不再由少数人控制。强大的工会改变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工资分配和劳动条件不再由资本家单独说了算，而是经过劳资平等谈判，不断提升并改善。通过立法，对企业运行制定了详细的规则，生产虽然还是资本家说了算，但要听取工会意见，服从国家调节指导。

任仲夷生前也主张应借鉴瑞典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来的吗？市场经济不也是西方有的吗？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对!”

执政党应主动组织农民工参与改革

瑞典成功的经验，就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1980年瑞典800多万人，其中220万人组织在蓝领工会里，100多万在白领工会，60万在学者工会，占整个瑞典人口的近二分之一。劳动人民这种高度组织状态，哪个政治力量还可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很大成绩，也有不少失误。最大的失误，可能就是忽视了农民工的参与。

改革不能靠一个清官、靠某几个人。党内的老同志、年轻的党员，有很多支持改革。但一场大的改革，没有民众参加，不可能成功。党内有改革的积极分子，社会上欢迎改革的人更多。特别是两亿多农民工，这是新型工人阶级，这批人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变革。主张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们的愿望和利益，能得到他们的响应。建立福利制度，提供社会保障，更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与社会变革，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主要载体，改革就谁都挡不住了。而执政党，也会因为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而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一旦有这种决定性的支持力量，则社会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将顺利很多，稳定很多。

要为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而改革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很大，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贫富悬殊，社会腐败。我们的税负很重，却远没有做到像瑞典那样，主要用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两亿农民工，还缺乏权利保障。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自由民主作为党的主张。很多人入党，就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

谢韬等一批老同志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既要在经济上改革，也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我们可以从瑞典模式里借鉴一些东西。

瑞典社民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也信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是一家，意识形态甚至说话方式上和我们都有相似之处。即使是苏联、东欧垮台以后的2001年，社民党在党纲上仍明确规定，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他们说马克思主义送给社民党两个工具，一个是历史唯物论，另一个是劳资矛盾理论。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现在却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让工人自己搞工会；有些地方，还以维稳名义抑制劳动者的正当维权活动，这是错误的。

改革必须明确方向，在总目标方面，要为大多数人、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改革。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团结，以民主为基础，这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借鉴别人的某些成功经验，只要有利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生搬硬套，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行。

党内在延安时期就讲民主，毛泽东还与黄炎培说，找到了一条避免兴亡周期率的道路，就是民主。邓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也讲了很多，民主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继续办就是了。

有些同志怕乱，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经验看，这是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前进，我们怎么会乱？老百姓也不会闹事。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选举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进入国家机构来解决。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