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成“鸡肋” 公示很“丢脸” 公共建筑能耗政策，七年糊涂账

7年前，建设部下令组建全国公共建筑能耗监测体系，公示是其中一环，但如今却连政策最早推动者也查不到数据。南方周末向24城申请信息公开，多地称“涉密”。

实际原因是数据“拿出来很丢脸”：缺失严重，且错误百出。现在各地上报给住建部大量的建筑能耗数据，可这些花费财政资金获得的数据却难以利用。

“公示的事，在全国都是难点，住建部没有具体的要求、标准，地方也不好做。准确性也不能保证，盲目公布出来可能会被误读。”

“该信息涉及商业秘密。”

“你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本单位无法按贵单位申请提供公开服务。”

这是2007年住建部颁布了公共建筑能耗公示令的7年后，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主要答案。

2014年11月6日，南方周末记者向24座早期试点城市的政府建设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示2013年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信息。其中，20座城市在15个工作日之内未能提供相关信息，不少城市给出的理由是“涉密”。

“调查（能耗）时，我们也跟很多单位说，这个数据只供制定政策使用，不进行任何信息公开，原先都是做过承诺的。”重庆建委一名官员如是回复。

北京建委的电话回复中亦提到了“商业秘密”，但称年底会对能耗超额的公共建筑进行公示，不过“只是对单位名称的公示没有具体数据”。

而其余的4座城市西安、武汉、厦门、贵阳，加起来向南方周末记者只公开了114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数据。其中，武汉坦承未开展全市范围的统计工作，只能提供17栋“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数据。

然而，官方数字光鲜依旧。据住建部公开信息，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能源审计一万余栋，对五千余栋建筑进行了能耗动态监测，而能耗公示则近九千栋建筑。这与信息公开申请得到的答案相去甚远。

“欧美也没有像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以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建（指公共建筑，同下）能耗监测项目，很多问题都要自己探索。”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感慨说。

政策推动者也查不到数据

“把能耗公示写入节能法，就是我的建议。”2014年11月21日，62岁的江亿对南方周末记者自嘲，他是中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始作俑者”。

十年前，国家计划修订节约能源法。江亿不断给国家部委递交报告，认为要重视建筑节能，而公示则是节能的“杀手锏”。

“节能从数据抓起，只有把数据摆出来，让大家都看到谁高谁低，才能形成社会压力。”他回忆道，“全社会都应该参与，都应该看得到。”

然而，直至今日，这位政策推动者在向一些单位索要能耗信息时，也吃了闭门羹，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检测。

“从法律上讲，这些数据是花纳税人的钱获得的，应该在一定范围，起码在我这样做研究的，应该能看到数据。”江亿难掩愤怒，“我会影响谁的商业利益？这是一种借口。”

当时，学界及国家已意识到公共建筑的惊人能耗。2007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住建部的公开信息称，中国大型公共建筑不足城镇建筑总面积的4%，但能耗却占城镇建筑总能耗的20%以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22%，每平米年耗电量是普通民居的10-20倍。

在我国，公共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教科文卫建筑等，如国家机关办公楼、商场、酒店。而建筑的运行能耗，就如采暖、空调、照明等，其中，空调为能耗大项。

在江亿等专家的推动之下，2007年，新修订的节约能源法中提到：“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这成为日后推进建筑能耗公示的最基本依据。

而在此一年之前，建设部（即现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项创举，可谓用心良苦。它计划在北京评选并公示“十大不节能建筑”，并提出其它有条件的城市应比照进行。

此事轰动一时，但在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之后，却了无下文。这似乎也预示了此后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公示的尴尬命运。

政府办公楼“带头节能”

2007年10月，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出台详细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应该是我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的首份系统性文件。

其中，能耗公示制定了明确时间表，提出从2008年开始，“增加分项能耗指标、综合能效排名的公示，每年对各类型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排名前20%的建筑进行公示，对能效高的建筑按类型各选取3个作为标杆建筑进行公示。”

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被单列出来，颇有众矢之的的味道。

“这是希望国家机关能带头节能。”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俊跃回忆道，当时有专家给国务院领导上书，称中国政府办公楼能耗相当于中国农村所有的能耗。“（高层）听到这个数据后，当时就把政府办公的能耗作为主要控制的对象。”

而到了2014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中亦提到，“新建公建中，大型公建比例不断提高，各地政府大楼档次越来越高，兴建千奇百怪，能耗巨大的大型公建成为某种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标签”。

根据实施方案，2007年，北京、天津、深圳三城率先建立动态监测平台，并在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15个省份本级及其省会城市开展节能监管体系建设示范，次年扩大示范范围，在全国逐步推开。

阻力颇大。李信洪所在的公司在2009年中标了深圳两期监测平台的建设，作为总工程师，他要操心的，不仅仅是安装设备，还要苦口婆心劝说业主。“业主担心，你监测完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对我有限制，很多业主就不愿意参与。”

深圳在2012年完成了110栋大型公建的能耗实时监测，耗资8000万元。这已算是“优等生”。一些城市则步履蹒跚。

“我们现在只是象征性拨了一点点钱在这个项目上，可以说微不足道。”上述重庆官员说，“建委主要是对建设阶段的管理，能耗统计是对既有建筑的统计，建委对既有建筑的业主没有管理手段和职能。”

2008年左右，不少地方陆续公示大型公建能耗信息。

“这些数据仅仅是十几栋建筑，而且没有连贯性，今年跟去年公示的建筑不一样，数据也就不能用。”能源基金会（中国）建筑节能项目主任莫争春抱怨道。他所在组织最近的一份研究称，目前中国建筑节能公示信息非常少。

“丢脸”的能耗数据

在江亿看来，“商业机密”只是托辞，实际原因是数据“拿出来之后很丢脸”。

但丢脸并非因为能耗数值高，而是缺失严重，且错误百出。

江亿的学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王鑫在2010年写毕业论文时，曾拿到一部分数据。但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懂这些数据，有些数据缺失，有些则高得离谱，根本无法进行研究分析。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主管部门在招标建设能耗监测平台时，存在验收缺乏严格标准的问题。“政府的项目比较容易通过验收。”北京某节能公司职员直言不讳。

即使地方也不回避问题。贵阳市住建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多数区县没有固定工作人员从事能耗统计工作。“工作人员对能耗统计要求不熟悉，统计信息不专业”。

大型公建能耗数据监测并非简单的监测总能耗，而是分项计量照明、制冷、办公设备等能耗，因此需要在安装监测传感器时区分不同用途的电路。

在目前已有的公示信息中，简单汇总是很多城市的通病。如厦门市2013年底公示的20栋大型公建，仅包括建筑总面积、年总能耗等总体指标。

北京住建委曾请教江亿，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建委大楼每平米照明耗电量竟高达一百多度。最后才发现，原来旁边另一座楼的用电量也接到了建委大楼照明用电的监测设备上。这并非个例，很多地方的分项计量数据加起来不等于总数。

此外，设备维护、软件漏洞亦影响数据质量。贵阳市住建局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复里称，“相关数据建议仅作为参考”。

有关部门曾组织江亿在内的专家召开座谈会，希望进行能耗数据分析。江亿和他的学生则表示无能为力。现在各地都打包上报给住建部大量的建筑能耗数据，可这些花费财政资金获得的数据却难以利用，江亿称之为“鸡肋”。

深圳住建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道出了难言之隐：“公示的事，在全国都是难点，住建部没有具体的要求、标准，地方也不好做。准确性也不能保证，盲目公布出来可能会被误读。”

中国能耗并不高

除了商业机密以外，地方建设部门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数据关系到国家与欧盟的碳排放谈判。

实际上，我国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比欧美国家要低。“把数据做好、拿出来是好事，给解振华（碳排放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特别长脸，工业能耗才丢脸。”江亿称。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2011年全球公共建筑能耗总量为69677亿kWhe（表示各种能源转化为等效电后的量纲，单位同下），最高的美国为20823亿，日本次之，而中国仅为6029亿。

即使看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中国不仅远低于欧美，比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也要低。

但这并非中国建筑更节能，据江亿介绍，这主要是因为中外建筑的能耗利用情况不同。“美国的学校空调都是24小时开着，要求恒温恒湿。”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俊跃认为，国内公建能耗依然有提升空间。深圳建科院监测发现，很多大型公建设备昂贵，但实际使用效率只有30%到40%。“我们调研了几百栋楼，100%都是大马拉小车，60%都大了一倍。比如我这栋楼只需要3台空调，却买了6台。”刘俊跃指着脚下所在的深圳建科大楼说。这栋建筑2011年获得了住建部绿色建筑创新综合一等奖。

此外，大型公建的用途也影响着其能耗，刘俊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我国各类公共建筑的用能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商场、交通枢纽、酒店、医院和商业办公楼、政府办公楼、学校。

而由于研究者认为北方地区集中供暖，供暖能耗的效率掌握在热力公司，所以在统计建筑能耗时北方地区一般不包括供暖能耗。江亿说，因此建筑能耗并非简单地与纬度相关，反而处于夏热冬冷地区的上海，公建能耗要高于北京和深圳。

也因为建筑能耗并非像工业能耗一样只与效率相关，建筑种类亦很多，一些建委官员和专家认为简单地进行排名没有太大意义。“所有楼来个大排名，这样不够公平。政府希望管理制度本身不要太复杂，但这又是个很复杂的事情。”王鑫认为政府其实也挺矛盾。

再不维护，则病入膏肓

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原司长武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示在住建部的建筑节能整体计划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他介绍，当时设定了5个环节：统计、审计、公示，更重要的是制定建筑能耗限额标准，最终实现超定额加价，以此来实现建筑节能。

而在刘俊跃总结的步骤中，从统计到制定能耗标准，最终实现超定额加价和能耗碳交易，能耗公示不在其列。

以深圳市为例，深圳虽然最近一次大型公建能耗公示要追溯到2011年，但这两年却陆续制定了深圳市各类建筑能耗限额标准。刘俊跃主导这些标准制定研究，目前在参与国家建筑节能标准的制定。

不仅深圳，建筑节能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近些年也陆续出台了各类用能地方标准。

但是，制定出标准并非说明已做好基础性的数据统计工作。同样参与国家建筑能耗标准制定的江亿称，制定的是建筑总能耗的限额标准，与目前进行的分项计量关系不大，“总能耗我看看电表就行了，这些数据甚至可以直接问供电局”。刘俊跃也承认，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平台的数据绝不是他们的唯一依据。

武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建筑能耗国家标准的出台尚需时日，这与各地大型公建节能工作水平参差不齐不无关系。莫争春透露，现在各地能耗监测平台缺乏后续维护，问题很普遍。即使在深圳，当地住建局也承认这种乱象在不少建筑节能示范点普遍存在。

“这些数据最怕就是没人管。”王鑫如今在北京一家建筑节能公司工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使用这些监测设备。现在业主认为设备是政府装的，事不关己；政府不知如何处理这些数据。

“如果再不维护，那就病入膏肓，这时候大部分的数据都出现问题，这个系统就没法用了。”王鑫也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