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鉴】201411

在笔划中注入情感

“我们在绘画中—中国油画国美之路”

时间：2014年9月20日～10月20日

地点：中国美院学术美术馆

9月的杭州秋意正浓，西湖垂柳飘飘，边上的南山路两排“人”字形梧桐树，叶子逐渐由绿变黄。有些大叶子长得焦急，飘落在柏油马路上。路人轻踩，脚下的落叶发出轻微的脆响。

坐落在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被围得水泄不通。艺术家大腕们与媒体以及通过报章获悉展览信息的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该校精心策划的大型油画展“我们在绘画中：中国油画国美之路”。

好展览总能引人沉思，让人回味无穷。中国美院这个建校86周年的展览，首次全面回顾这座学院在美术上的辉煌成就。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封闭守旧、积贫积弱，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等受蔡元培之邀，建立国立艺术院（即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以实践“以美育代宗教”的人文理想。随着发展，该校人才济济，从早年的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倪贻德、关良，到苏派的肖峰、全山石、王德威、汪诚一，罗派的金一德、徐君萱，再到新潮美术之后的焦小健、黄永、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中国美院走出了不少现如今如雷贯耳的人物。

“国美之路”大展从这些艺术家中挑出三百余幅作品，许多画作是曾在教科书里出现过，大家从小接触，浓缩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展览分为“担当”、“先锋”、“创格”、“体象”、“传习”五个板块，集中展现了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从1928年建校至今的优秀创作成果。五个板块不是按时间为展览线索，而是互为语境、各自展开，探讨“画什么”，“怎么画”，“为何而画”，“画是什么”，在感受力式微的时代，策展人直面绘画危机，意图重新召唤出绘画的存在学意义。

82岁的中国美院前院长肖峰，看完展览后十分激动。肖峰称，中国美院的油画之路，落实在两位老先生身上。一位是林风眠先生，另一位是倪贻德先生。

林风眠，19岁时从广东梅县的一个小村庄里走出，赴法留学学习油画，之后投身于中西艺术融合的世纪洪流之中。1928年，年仅28岁的他受蔡元培之邀筹办中国美院并任院长。展览上，两张林风眠的写实裸女油画首度面世，与他标志性的画风判然有别。作为“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的他，擅长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和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但这两张写实裸女，可以看出他艺术面貌的转变过程。

至于倪贻德，大部分人知道他文笔好、写小说，跟郭沫若、郁达夫有交情，但不知道他还会画画。祖籍杭州的他，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赴日进修，后担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美术馆展厅一楼，众多布面油画中，《我的梦》让人铭记。长1.8米宽1.8米的画面中，铺满了一堵土红色的墙，一男子正破墙而出，从墙后奔向墙前。他的头部、双肩与四肢的大部分均已冒出墙面，躯干还定格在墙里，将出未出。时间仿佛停止了。

这是徐芒耀创作于1987年的作品。徐芒耀1981年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毕业，1984年由文化部派遣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我的梦》是他赴法归来的第一幅大型创作。他一反历来他人绘画对梦境描绘的朦胧虚幻与叠现联翩的陈规语言，刻意把梦境画得那么具象与实在。徐芒耀认为，梦是真实的，因为你在梦意识中对梦境的现象总是确信无疑，否则你醒来时就不会常常对它心有余悸了。

1987年此画首次在浙江展出时，观者如潮：有人为画面功夫叹为观止，有人为整个艺术构思与构成的新奇、神秘而沉迷不已。著名设计师张发财说自己第一次看这幅画是7岁，“惊讶到下巴脱臼”。27年过去，如今展出的虽是原作复制品（原作被私人收藏），却依然让人震撼与陷入沉思。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每个艺术展览的开幕式犹如一场大派对，艺术之外，带有人际交往的意味。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味某件画作，交换艺术圈最新鲜热辣的信息，一切尽在交谈中。今年年初卷入丢画事件的香港画廊汉雅轩的老板张颂仁，偕助手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他一会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高士明谈笑风生，一会与刚入行的年轻人打交道。细聊之下，才知道张颂仁就住在这位年轻人的好朋友的楼上。那边厢，主人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则穿梭于人流之中，一边招呼来宾，一边准备开幕式讲话，他忙碌的动力，源于“我们在绘画中”。

许江表示，现在大家用手机就可以拍照了，它比画画方便得多、生动得多，为什么还要画？“手机好像什么都能拍，但事实上，看到的只是浅表。对于内在的东西，已经看不见了。我们去一个漂亮的地方，赶紧拍照，拍完照回家。而在表象后面的大自然的运行，天体的运行，以及我们人在日升日落当中看到的生老病死，盛衰兴亡的生命现象，反而视而不见了。”许江说，通过绘画，我们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油画的一笔一划中，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画进去”。

中国美院86年历史，其实也是中国百年油画历史的缩影。它见证了以林风眠为代表的第一代先辈们，如何努力地将西方油画引入中国并创建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学院。国美的人在西湖山水特有的氤氲环境中，以西方传统为种子，以东方传统精神为土壤，逐渐凝结成自身独特的精神品质和语言特征，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国美之路”。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忧郁的现代

“久违的现代：冯纪忠、王大闳建筑文献展”近日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上海馆拉开帷幕。

展览挖掘并展示了冯纪忠、王大闳两位现代建筑设计大师最重要的现代建筑设计作品，期望重新唤起对中国现代建筑道路的思考与争鸣，这亦是对这两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建筑师的真正有尊严的回顾展。

冯纪忠与王大闳的现代建筑理念实践在两岸现代历史中均处于边缘位置，他们的一生均有波折而甘于淡泊，两人理念和实践的重要价值在近年才日益凸显，被后人研究、展览和重新评价。

他们在中国建筑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融合中，进行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探索。而这决定了新一代建筑力量能够正常生长发育，中国也不会在近年一直反复纠缠于高楼加中式帽子和全盘西化彻底丧失空间身份的泥潭中。

两位设计师的作品在展馆中的两个展厅分别展示，形成富于深意的两岸现代设计的深层对话。展览除了展出大量图纸、手稿等宝贵的资料外，还有大量模型与片段还原。

冯纪忠

现代化表达的东方空间

“有些建筑师做了一百件作品也不算够，冯纪忠做了一件就够了，他是大陆最伟大的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如是评价冯纪忠，“初见何陋轩是在1981年，当时我的脑袋轰然有炸裂的感觉，五味杂陈，但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思考十四年后，我才敢实地去看何陋轩，由此坚定了到底朝哪里走。”

冯纪忠来自一个晚清的望族，其祖父冯汝骥曾在浙江和江西任巡抚。冯纪忠幼年在北京外交部小学读书，他的父亲正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秘书。当时冯纪忠家和梁思成家都住在东堂子胡同一个院落，数十年之后，两人分别成为一北一南建筑学派先驱。梁思成以古典学派著称，而此后生活在上海的冯纪忠则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建筑理念，他在中国创立城市规划学科和建筑设计中的空间组合理论，并成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创始人。

冯纪忠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1981年设计的方塔园。以“与古为新”的理念将古建筑与现代园林匠心独具地结合在一起,被学者认为是20世纪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杰作，在这个开合未定而通透的小筑中，冯纪忠为中国传统空间的讲究的旷远和轻盈找到了一种现代的形式表达。但在建成后不久的1983年上海市人大、政协会议上,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精神污染”批判。当时批判的逻辑非常荒谬。冯纪忠的设计既不铺张,又很实用，只不过和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不同，力图在本土环境中自然地体现发源于德国的现代主义风格，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冯纪忠一直没有参与设计与创作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同时展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学生的大型装置《何陋轩1:1竹构造节点》，何陋轩所有的节点一一被记录下来，同时以模型的形式来表现。而何陋轩，正是冯纪忠设计的方塔园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隅。

王大闳

连接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王大闳出身名门，其父王宠惠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先后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大闳后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师从德国现代设计学校的先驱包豪斯的创办人格罗皮乌斯，与王大闳同班的还有贝聿铭和后来成为美国建筑大师的菲利普·约翰逊。

但王大闳的人生境遇与建筑态度与同为华裔的贝聿铭南辕北辙，一个如蝴蝶翩然于国际政商与建筑舞台间，一个顽石般据守台湾六十年如一日（王大闳自迁居台湾后，近五十年未离海岛一步）。令人敬佩的是，王大闳从不眷恋权力与名声，他在2009年被授予台湾艺术界最高奖项后，在一次讲演中表示，“我从来没做出来一件好作品。”

王大闳在台湾的现代建筑发展之路甚是崎岖。日据时期公共建筑物设计，完全操控在日本人手中，以仿欧洲古典的折中式样为主。王大闳却努力将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观念相结合，他的建筑作品，一直严肃地思考着由西方起始的现代建筑，应该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在形式与空间美学上接轨的问题。

他批评台湾普遍的“宫殿式”建筑，“为了想保持中国建筑的传统，抄袭旧建筑的造型，而对其精神却盲目无所知，把一些匠艺上本属西方风格的建筑，硬套上些无意义的外形，就当作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就是在这样无聊的抄袭方式下，产生了今天所谓‘宫殿式’建筑。”

建筑学者阮庆岳表示，王大闳是台湾战后建筑史上，创新风格与思路的第一个领导人，他师从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与现代主义核心脉络直接相承，在思维与视野上，远远超越其他台湾同代建筑师。

《洛克》

人生就是最大的问题

《洛克》

导演：斯蒂文·奈特

主演：汤姆·哈迪 / 奥利维娅·科尔曼

像《洛克》这种独立电影的拍摄模式，观众并不陌生。从《狙击电话亭》、《127小时》到《恐怖直播》，电影人越来越热衷于挑战，剑走偏锋，编出新意。这类电影都总强调极简、单调的封闭空间，然后有一个独立支撑、精神近乎崩溃的主人公，引导出一个凶险恶劣的环境。但像《洛克》这么死硬的，恐怕只有《活埋》那种电影，每一个决定，都是生死紧要的关头。讽刺在于，《洛克》的故事导火索只是一件比较普通的事。循规蹈矩的主人公，因为一次意外的一夜情，发现马上要多了个娃。他急着驱车去面对和解决这桩事，岂不料车一上路，人生问题就全部爆发了，一个紧接着一个。

在一部分观众看来，这根本不是事，可是，洛克是工科出身的建筑工程师，他的工作职业和他的出身背景以及他的毛衣搭衬衫，都不允许他在面对一个问题时，采用浪漫主义者的散漫姿态，甩甩袖子，抛下不管。甚至于，他还要不断去发现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揽在一起通通解决掉。电影所引发的问题是，他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令他招架不住，而且可能会直接毁掉他的人生。可是，英勇正直的洛克先生，他还是在高速公路继续前行。

比之于孤独的《月球》，《洛克》弥漫着暴躁的情绪，主人公不断粗口，还得了个感冒。这些糟糕的负面情绪，全部被压缩在了一辆宝马车的驾驶座内部——是的，从头到尾，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出到车子以外的世界。只有可怜的后视镜，让主人公不断跟“另一个自己”进行着愤怒的恶劣对话。导演让主人公打足了85分钟的电话，一通又一通，“暂时无法拨通”“正在通话中”“已关机”对疲于应付人际关系处理的我而言，这简直是一场85分钟的噩梦。这就是生而为人的问题麻烦。

当然不理解啊！这种规矩的人生有什么意思，难道面对这样紧要的人生关头，踩它个150码、200码不是再正常不过了（真要这么干的话电影也就没得拍了）。不是人生有许多问题，而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问题。洛克因为父亲的不负责任，试图让自己避免成为那样的人，可当他因为冲动不理智而引发了问题，他已经迈出了糟糕的一步。无论他如何卖力去解决后续问题，不愿撒谎，足够坦诚，远比一般男人有勇气，可这些都无法改变他冲动的事实，反而会激化问题。

如果连那种豁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只愿在一个框框条条的世界内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人生不是失败，又会是什么。导演当然知道观众的质疑，所以，他不断给主人公设下种种思维圈套，譬如他不允许有什么细枝末节的差错，他要保证所有事情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他认为所有的意外问题都可以得到理性解决在我看来，《洛克》揭示了一种悲剧的人生。死都要死在车子内，在一条永远不会停下的高速路上，这是现代人的不幸和悲哀。无论犯错还是犯错后去解决，这其实都是一个性质的事情——至少在周围人看来，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的主人公显然不想去变通，也不想去敷衍，他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社会人，要盖一座高楼大厦，要完成一个举世无双，足以证明自己工作成就的工程事业。

《洛克》用一辆车、一个人和几十通电话，道出了一个男人在婚姻爱情家庭工作上的负累，他万事求全，想证明自己是没有错的，结果，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毕竟，生活不是电影，比之于电影，生活有更多解决的办法，就像儿子打来的那通电话，令这个中年男子洒下了泪。父辈给他的阴影，到头来还是要儿子的阳光来驱散。

这是一部富有挑战精神的电影，可是，这也注定了《洛克》无法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乃至是缺少观众愉悦。谁会真的去关心一个英国男子的人生破事儿，还那么轴，那么倔，除非他们也婚后出轨，意外劈腿。尤其是，当观众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生死抉择，车速和电话都成了一种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

《Q大道》

节操不见了

《Q大道》是一部2003年开始登上百老汇舞台的音乐剧，一经上演就在百老汇造成轰动，第二年获得了有着“舞台剧界奥斯卡”之称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词曲、最佳剧本三项大奖，并且连演了6年，创下了不俗的票房和演出纪录。这部音乐剧的中文版去年首次在中国的舞台上演，今年，该剧的全国巡演正式启动，更多的中国观众可以欣赏到这部作品。

因为剧中大部分的角色都是由演员操作的人偶所扮演的，《Q大道》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像是给儿童看的，但其实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儿童不宜”作品。剧中有不少成人的桥段，而且台词中也有不少粗口，而且剧中还讨论了一夜情、同性恋、种族等的敏感话题。

故事发生在纽约Q大道的一所公寓里，这里的管理员是一个过气的童星，住客类别五花八门—有找不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单身幼儿园老师、没出柜的同志、整天在网上看毛片的宅男、不入流的脱口秀演员和他的日本老婆，都是社会中低层人群中的一员。围绕着这些人的生活、情感以及追求，一个个故事就这么在公寓里展开。

由于在百老汇登台十年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这部作品本身的制作非常成熟，表演风格独特，音乐朗朗上口，对于当下社会上的一些敏感话题也有着犀利的讽刺，剧中不少桥段也笑料十足，尤其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而更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中文版《Q大道》的本土化，比如男主角名叫清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中国观众看到这里便会报之一笑。此外，本剧还用中国的80、90后都非常熟悉的小龙人（剧中因为已经长大，所以叫大龙人）来替代原版中的美国黑人童星盖瑞·寇曼，舞台上这位“过气的儿童表演艺术家”哼唱出小龙人的主题曲时，瞬间拉近了观众们的距离。

正如之前所说，这部戏里有很多“儿童不宜”的敏感段落，相比起我们通常看的一些欧美电影或者连续剧来说，这些内容其实并不过分，但是放在国内的剧场环境下，却是非常大胆。充斥在剧中的各种粗口、关于“毛片”的歌曲、一夜情、同性恋的话题，虽然被很多观众直指“无节操”，但又都是当下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广泛和熟悉的话题，贴近当下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况且，这些贴近生活的“无节操”段落不过是这部戏的一种手段，真正要表达的依然是引导着观众们去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男主角清华一直想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各种经历后他才发现，原来真正让他获得满足的，是帮助他人，所以在演出的尾声，他联合了整个Q大道的人，一起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让很多人得到了帮助。剧中第二场男女主角的一段对话很讨观众的欢心，它所传达的是“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谁都或多或少对别人有些偏见，而包容别人的偏见要比完全没有偏见更了不起”这样的想法。没有道德的说教，只有简单的剧情和人物对谈，虽然看似“无节操”，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们在嬉笑之余，也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了新的思考，这也正是这部戏被年轻人广泛喜爱的重要原因。

《乾隆趣味》

乾隆皇帝的文艺日常

皇帝分为几种，如果嘉庆、咸丰是清代的普通皇帝，那么乾隆无疑是清代的文艺皇帝。

当然这位皇帝先生的文艺行径，绝不是七下江南。对部族政权而言，夷夏之辨一直是清代统治者的敏感点，而如何在文化上与中原读书人达成和解，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则成了自顺治到乾隆这些皇帝们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争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是这场合法性暗战的重要一步。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在23岁时，就改造了皇宫的经筵仪式。这个本来是由大臣中学问丰富之人，来向皇帝教授学问的仪式，变成了皇帝阐释经典，而讲官只能恭听和奉承。

到乾隆时代，已经谙熟中原文化的皇帝，已经以书生自诩。他曾言道：“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来，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他的生活趣味、审美情趣，都无一例外成为典型的中原豪绅，当然，是最大的那个。

乾隆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君主，在乾隆朝，他除了朝政军国大事要管，宫廷的器用、装饰，也亲自过问。清宫造办处的档案中，乾隆的“圣裁”甚至涉及了宫中所用器物的造型、纹饰、材质、尺寸。这些细节之处，无不体现了乾隆皇帝文艺生活的趣味。

《乾隆趣味》这册小书，就撷取了乾隆皇帝文艺生活的一角。所描述的，是故宫宁寿宫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这幅画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描绘的是一位佳人看着一群童子在厅堂嬉戏的场面。时值岁首寒冬，地上燃着火盆，想必有香薰之气，嬉闹的孩童们攀折了梅花、山茶和南天竹，插瓶玩乐。佳人含笑看着，宫廷中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息。

扬之水先生多年来深究名物，以她的眼光来释读清宫中一幅图画，自然能从极细微处着眼。譬如昭君套、遮眉勒、束发金冠、金寿星等等服饰细节，今人往往妄加猜度臆测，不知所以。而扬之水先生品评，则从陈设、清供、人物衣装首饰，其形制来历，都做了一一的解读，使人观画时不至于囫囵吞下，不知味道从何而来。

作为乾隆皇帝亲自“监制”的画作，这幅画上，画师对皇帝喜好的揣摩也被作者一一辨析出来。比如佳人背后，迎面一副对联“亿万人增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正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诗作。插花和折花的小儿，则仿照乾隆喜爱的宋画《秋庭戏婴图》与《扑枣图》，甚至其中的茶炉也有出处，是乾隆起居的常备之物。

乾隆显然很满意这种细微处表达的闲情逸致。在他当皇帝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多次让画师给自己画像，把自己画作身穿汉装，在山间树下坐卧品茶的林间高士。

不过，尽管乾隆已经是一个谙熟儒家传统、推崇中原风雅的统治者，但他的品位实在算不上十分高明。

他平生留下的诗作，大多平庸，算是高级的“老干体”。而在审美上，乾隆皇帝最为后人诟病的，还是他的收藏癖好——盖章。

乾隆宫中收藏历代名画法帖既多，皇帝又爱风雅，自然少不了一一鉴赏，凡是他喜爱的，就要在书画空隙处题字盖章。赵孟的《水村图》有幸被御笔题了两次，还被盖上了所有乾隆皇帝的鉴藏玺，达十多方，水村江山一片红。

而乾隆又常用一“乾隆御览之宝”大印，硕大无朋，往往盖在画的最显眼处，使人观之如五雷轰顶，泪流满面。书画逢此文艺雅皇帝，也是劫数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