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马圈】王受之专栏 海明威的桂林

1941年春，中国的抗战处于胶着状态。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国内和平主义甚嚣尘上，罗斯福用“租借法案”来支持欧洲抵抗法西斯。对在整个远东、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美国仅仅是实行废钢铁的出口制裁而已。当时，美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是否应该到中国战区来参战分歧很大，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中立，而不是卷入世界大战，另外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但是对于中国战场，绝大多数人感觉是鞭长莫及，况且对远东的真实情况缺少了解。海明威受 《科利尔》周刊委派，其实就是要做一个中国战场的个人观察，写成文章，他要来中国实地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了解蒋介石的抗战意志到底有多坚定，国民党军队到底有多少战斗力。他的使命是了解中国民情、国民党的实际战斗力和蒋介石政府的抗战决心，让美国人和政府有一个第一手的看法。

海明威与新婚妻子玛莎·盖尔霍恩先到香港，逗留了一个月，然后又去了桂林。1941年3月，这对夫妇搭乘飞机穿越日军阵地，到达第七战区属地韶关，面见战区司令余汉谋。在国军官兵的护送下，两人曾靠近广州城，近距离观察日军防线，撤退时，海明威亲手炸毁了日军的一段电缆，算是遂了与日本人作战的心愿。四年后他又在巴黎与德军残余交火，成为与纳粹和日寇都打过仗的美国人之一，这是后话。

桂林本来并不在海明威的行程计划中，在行军途中，他不停听人说起桂林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于是临时改变主意往桂林而来。他坐船骑马，穿山越岭，于1941年4月4日到达桂林，住进桂林正阳路的大华饭店。翻译过海明威文章的作者沈东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他们夫妇来桂林时的情况：“他们运气不太好，四月是桂林最潮湿的季节，墙上都出水。盖尔霍恩说这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肮脏的酒店，床上、地板上和墙壁上都有臭虫，那些小虫子不但咬人，还发出恶臭。所有的家具都是竹制品，煤油灯下放着脏兮兮的碗，连倒脏水的地方都没有。厕所在走道尽头，倒是铺上了瓷砖，但被堵死了。盖尔霍恩往房间各个角落撒消毒粉，还是不放心，不敢在床上睡，跟海明威吵架，说叫你不要来中国，你不听，要是跟我直接去新加坡多好。”

海明威在中国的行程是韶关、桂林，4月份这一带其实不算热，但却最潮湿，这对于海明威夫妇来讲是很难受的。何况舟车劳顿，蛇虫鼠蚁更加让人烦恼。原先说好去重庆的飞机不能落实，加上对战区安排的英文翻译不满意，盖尔霍恩怨声载道，埋怨海明威不应该来中国。她从桂林给母亲发信，说中国之行很败兴，艰难不说，让她受不了的是沉闷，哪怕在香港，生活也麻木不仁。对于她来说，好像来中国是一个折磨。而海明威是一个敏锐的作家，又有报刊委派的文章任务在身，态度自然截然不同。海明威在文章里写桂林：“成千上万的微缩小山，在原野上列队，都仅有三百英尺高，我们都以为中国画上的风景，是想象出来的，其实不然，完全是桂林山水的翻版。这里还有一座很有名的岩洞，现在用来做防空洞，可容纳三万人。”这个可容纳几万人的防空洞，应该就是七星岩。

海明威喜欢喝酒，在这段时间喝到了本地的蛇酒，在潮湿闷热的桂林大华酒店抽着香烟，一篇又一篇地写中国印象，他直率、朴素的文字，敏锐的观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当时的桂林和华南：混乱、肮脏、无序、色彩丰富，充满了独裁者、醉汉、流氓、机会主义者，抗日英雄、文化名人、自作聪明的小人。他在桂林住了两天，然后乘美军飞机前往重庆。飞机上除了他俩，全部是大捆的崭新美元现钞，是美国给国民政府的现金军事援助。他们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共安排下，海明威还与周恩来秘密见了一次面。海明威是个左翼作家，见共产党领袖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而他本人对近于刻板的蒋介石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倒是英语流畅而优美的宋美龄让他很是喜欢。

这次旅行是蜜月的开始，旅行结束后他们的婚姻也以失败告终。他们先径直去古巴的哈瓦那，盖尔霍恩离开海明威去了欧洲战场，海明威也随即去随军进入法国，他们兴趣、性格均不合，于1945年离婚。海明威对玛莎的印象很深刻，后来还以她为原型写出了名著《丧钟为谁而鸣》，获得诺贝尔奖。

海明威的很多文章都在桂林翻译成中文出版。1980年代沈东子翻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 《士兵之家》就在《桂林日报》副刊发表，而董衡巽等人翻译的《老人与海》，则在1987年作为诺贝尔获奖作家丛书之一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