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一个人的文学史 程永新和他的作家朋友

余华、格非、王朔、苏童、马原……在这些著名作家的背后，是程永新日复一日的工作。“这些实力派作家不是我挑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走到了时代的前沿”。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名的文学编辑，程永新将“为人做嫁衣”视作对自己的最高褒奖。

作家李洱曾经说过，“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这话让程永新感动之余，还觉得“诚惶诚恐”。毕竟，“个人是渺小的，那个时代放在那里，改变中国文学路径的是时代”。

程永新想说的是，1985年前的文学，也是新时期文学景观的一部分。只是那时的文学太过追求表达社会的诉求，太过现实，缺少文学本质的精神。“时代走到1985年，必然要发生变革，后来我们回过头去看，那其实就是一场小说革命，文学革命。当然，这场革命的参照物还是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资源。”

聊天的地点，从作协门外那家聚集了众多作家的咖啡馆开始，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海市作协院内，原属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宅第的那栋老洋房，程永新的办公室与《上海文学》金宇澄的“书房”同在三楼。《收获》1957年的创刊号就收藏在这间办公室里。这里还放有许多作家的手稿，谈话间，程永新就拿出了贾平凹《带灯》的几页手稿，落款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4日晚”。

神奇的八十年代

程永新时常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奇异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说，程永新就是在这个年代，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程永新与一个大学同学到《收获》实习，结识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老主编萧岱及好几个前辈编辑，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当时编辑部最年轻的编辑。

在《收获》，程永新目睹了一大批优秀作者的成长。回忆起那个奇异的时代，他直言那时候的文学圈很单纯。“再牛的作家也牛不过时代，牛不过生活”，在程永新看来，时代造就人，那时候中国文化人的创造力似乎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说实话，这些实力派作家不是我挑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走到了时代的前沿。”那时候没有网络，文学期刊是作家们成名的主要通道。“文学期刊上时有陌生的名字冒出来，我与我的刊物非常关注这些新人。还有一些知名人士不停向我们推荐新人，比如说，余华是北京的李陀推荐给我们的，我们称陀爷为‘场外指导’，他热心于各种文学活动，有点文坛领袖的意思；苏童是我大学同学黄小初推荐的，格非是批评家吴洪森推荐的。”程永新认为，气候成熟了，中国文学到了变革的时候，到了该出好作家的时候。

1988年，程永新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编选《中国新潮小说选》，其中选了余华、格非、莫言、苏童、史铁生、马原、残雪等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写道：“有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大作品将在五年、十年后出现。如果这个预测没有发生偏差的话，我不想说大作家一定在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中间诞生，但我极其固执地坚信，假设中的大作品、大作家，一定是沿着他们（它们）的足迹走到一个辉煌殿堂的。”

而今，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作家，大多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程永新为自己在1988年就做出这样的预判有些小小的得意。程永新称那些实力派作家都是自己的师友，“他们给我的东西远远超过我给他们的”。

当年，程永新当时看了王朔发在《当代》上的小说《空中小姐》，被王朔讲故事的能力折服。“后来王朔途经上海来看我，给《收获》投稿，题目很好玩，叫《五花肉》。小说写得很好，可这个名字怪怪的，我建议他重新想想题目，他想了三个名字，我们最终选择了《顽主》。没想到这篇小说在京城的文学圈反响很大，一下奠定了朔爷的文学地位。”

余华则是李陀推荐的，1986年，当时在主编李小林的支持下，程永新在编青年作家专号，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先锋专号的那一期。他把《四月三日事件》选进了那期刊物。余华从此变成了《收获》的铁杆作者。与余华的第一次见面也很有意思。“某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两个小青年坐在那儿，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你。他们站起来，两个人个子都不高，我一下笑出来。黄石、余华，他们这样介绍自己。后来余华是经常见面，他路过上海，都会住在华师大，格非安排的。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日子，我们喝酒，聊文学，下棋打牌，我们在交流中谈到世界文学中的优秀作家，谈到深更半夜才睡觉。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程永新回忆说。

格非是批评家吴洪森推荐的，他拿着《迷舟》手稿找程永新，说这个人你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有大出息的。《迷舟》的修改过程让程永新感叹格非真是一个好作家。“那时候的作家都会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我们希望格非的小说少一点这种影响。一星期后，格非拿出的小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迷舟》一下就火了。”后来程永新才知道，《迷舟》是其他刊物的退稿。

苏童是大学同学推荐给程永新的，当时那位同学就预言：此人以后会出大名的。程永新眼中的苏童是作家中非常温和善良的人，“与苏童交往，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也就是马原说的“毛病不多的人”。他重情重义，那些年月里，程永新常去南京，第一餐饭一定是苏童请客，这几乎成了一个习惯。“他会在南京找到很好吃的饭店。”

程永新和马原是一见如故。《收获》开笔会见到马原时，错把他当成扎西达娃，因为他留着胡子，很像藏族人。开会那几天，他们住一个房间，聊文学常常会聊到东方既白。“马原是作家中读书很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不少以前错过的世界名著。”让程永新欣喜的是，“我们的艺术判断常常会惊人的相似，连打牌也特别有默契，只要我们俩一伙，胜的概率很高。先锋专号就是他给我们建议的。”

还有李洱，也是华师大聚会的常客。“记得有一次，他分析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可以说是举座皆惊。”程永新觉得，对一部经典的判断力与作家的写作才能是成正比的。因此，后来李洱能够写出许多好作品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李洱写的作品会拿来给我与格非看，我们提的意见，他会一次次地修改，这样的修改其实就是在练文学写作的内功。他在《收获》发表的中篇小说《导师死了》也改了几稿。我与文学青年座谈，谈到如何修改小说，经常会以李洱为例，一个优秀作家会在小说修改中练就十八般武艺。”李洱后来的中篇小说《龙凤呈祥》，完全是《红楼梦》的笔法，出书时改成小长篇叫《石榴树上结樱桃》，翻成德语在德国很是畅销，德国总理默克尔来中国送给温总理的，就是这本书。

好朋友是生活的支撑

现在的文学圈，似乎已经很少出现当年的《活着》、《妻妾成群》、《顽主》等那样的好作品了。

“我们其实也在反省。”程永新说，文学也许有它自身的规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有一种使命感，也有一种艺术探索的勇敢。随着文学的边缘化，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写作者的发表与出版变得容易了，质量也就有下降的趋势。

“很多作家跟我们说，现在只有你们《收获》还让作家改稿，我觉得，那是在夸奖我们。”他表示，称职的文学编辑必须要有一点奉献精神，在别人的作品里倾注自己的情感。“这不是说大话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他人作嫁衣是对文学编辑最高的褒奖。我在这个行当里是比较幸运的，应该说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收获》的传统，是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相处就如同朋友，甚至像亲人一样。程永新觉得，这个传统是前辈知识分子留给后来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永远都不会变。“看看老巴金与曹禺在历史上的交往，那是一段编辑与作家打交道的佳话。”

《收获》曾在长篇专号里发表过郭敬明的《爵迹》，同时刊登了两篇意见完全相反的评论。“郭敬明来找我之前，我就看过他的《幻城》，觉得挺好，《爵迹》也写得不错。”在他看来，有关郭敬明的争议，很多还是文学外的原因造成的。郭敬明的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但程永新还是觉得这件事做得没错。“新生代的作家中我比较看好张悦然、七堇年、颜歌、周嘉宁，哈哈，都是美女。当然，还有张忌，双雪涛，张怡微等等。”

至于中生代的作家，程永新最喜欢的是李洱、徐则臣、田耳和张楚。“去年有两部重要的长篇，一部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另一部就是田耳的《天体悬浮》。还有一批我看好的暂时处于调整期的女作家，比如说金仁顺，魏微，叶弥，都是能写出大作品的作家，只是时辰未到。”

程永新说自己是一个“懒散的贪玩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读作家们的稿子上，自己的写作倒是停滞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勤奋写作的一段日子。后来，生活发生了剧变，欲望让人想法很多，慢慢的，勤奋就丢失了。作家就应该是纯粹的执著的。写作是一件艰苦的劳动，没有毅力，没有甘于寂寞的心灵，是无法取得大成就的。”

他最近正在修订自己几年前的作品《一个人的文学史》，准备把1983年到新世纪2013整整三十年的文学活动记录下来。流浪三部曲完成了两部：《穿旗袍的姨妈》与《气味》，最后一部尚未动笔。“还有一些想法想写出来”，那是他酝酿很久的几个题材。

程永新今年大部分的饭局，都是与金宇澄以及刚刚获得鲁奖的批评家程德培一起度过的。不久前，程永新和金宇澄为从京城领奖回来的程德培接风。那场饭局上，他率真风趣，尽显真性情。这也与他对朋友的“要求”相似——“在生活中，我对朋友是很挑剔的。性情，真诚，敢说真话，志趣相投是我挑选朋友的准则。好朋友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种支撑。”

程永新也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交新朋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句话说朋友都是老的好吗？怀旧，越益珍视友情，是不是一种变老的心态？”程永新笑说，自己对生活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两三知己，一壶好酒，海阔天空，就会很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