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杨小洲 快雪时晴好读书

作为有名的『全天候读书人』，杨小洲访书、猎书、做书、爱书，

以书为兴味，以阅读为痴迷。

杨小洲只做精装书。

他对“精品”有着出人意料的坚持，版税可以商谈，但出书一定要精装，从出版第一本书就是如此。现在他自己做书，“精品”的概念被发展到极致，他决定复兴欧洲羊皮书的技术，来做中国的精装书。

杨小洲的家稍显局促，目力所及的空间都是书，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地上堆起的各色羊皮，是他为出版羊皮书准备的材料。

坐在杨小洲的书房里，能够容身的空间只有靠近门边的半尺距离。门早已被书层层堵截，无法打开。左手边的桌子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各种晶亮的珠串，甚至有一大盘紫水晶粒。杨小洲说，紫水晶可以改变家里的气场，有助家庭和睦。

紫水晶与羊皮，让这个位于北京西城的家显得十分超然，仿佛与一马路之隔的喧嚣无涉。

制造羊皮书

话题就从地上的各色羊皮开始。“羊皮书装帧华丽，摆在家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安静感。”杨小洲如此解释他为什么要复原这种古老的西洋书艺。他嗜书，买回来后摆在书架上，花哨的封面和大小不一的尺寸，都让书房显得太过热闹。

这与杨小洲在欧洲图书馆看书的体验相悖。巨大的书架之上，一本本古旧的羊皮书挺括整齐，烫金的字面和厚重的书脊却并没有给人以压迫感，反而让人静心。

想做一本羊皮书却是不易。羊皮书的一大特色是书脊上的竹节，这本技艺本来源于手工包装时用环固定书页，后来将这个环状突起做成了装饰。在机械时代，没有工厂会关照到这只存于手工业时代的技术。

杨小洲找到印刷厂，对方一听技术难，还只印300本，马上就拒绝了。他就和印刷厂说，印羊皮书，以后印书的业务也给你们。

羊皮的选择也是难题。杨小洲三次跑到河北辛集，寻找适合做封面的羊皮。印刷厂不负责裁制，杨小洲就自己剪羊皮，“原来以为300本太少，自己做才知道太多了。”他笑言。

在家里客厅的一角，堆放着四处搜集来的皮料。红、蓝、黄，像柔软的布，又有暗哑的光泽。他去买最好的羊皮做书，皮货商人不解，说这皮子做衣服能卖出极好的价钱，为什么做书呢？杨小洲反问，皮子能做包、能做衣服，为什么不能做书呢？

书的制作完全采用欧洲羊皮书的风格，版式则是中国明代的版式。杨小洲希望书能够“内外兼修”。在选择与羊皮书相宜的内容时，杨小洲犯了难。“选《红楼梦》没什么意思，你觉得莫言能配得上，但在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出的情况下没办法和人家去谈。”他最终选了“有一定知名度”、也以写文化类著称的陈子善、俞晓群、谢其章、彭国梁四位作家，还有他自己。

拿到样书的时候是去年12月份。天地凛冽，羊皮书却一点都不冷。生命的温度似乎能够传递下来。他把书放在暖气边一晚上，书的形状也没有丝毫改变。杨小洲很欣喜，他相信用最好的工艺做出来的书，“能流传几十年”。

羊皮书的定价不菲，一本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原本计划每位作家的书各出300本，但工序过于复杂，只好缩减到每种书100本。杨小洲似乎并不担心定价对于读者的影响，在他看来，阅读市场逐渐细分，电子书攻城略地，也不能完全挤压掉高端纸版书的空间。

他还记得，最后出书的时候在印刷厂守了四天，就是想看看蓝色的字体印在红色的羊皮封面上是什么效果。一个读书人也成了一个手艺人。

懂书的人

杨小洲喜欢书超过阅读，最中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懂书的人”。对他而言，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体，而是历史、工艺、审美和趣味。

他早年在水利设计院工作，资料室可以开购书证明，他大量地买书，但未必看。有时是因为书的装帧精美，有时是版本稀少。

如今面对着自己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房，杨小洲满足地笑言，问是否全部看完是颇为外行的说法。书本身即是意义。他买过一本1941年出版的《飘》，1940年电影《乱世佳人》上映，这本书“跟国际挺接轨”。另外一本1941年出版的是周作人的藏书，内页有周作人的印章。他能准确分辨出印章的真假，拿给记者看，真正的印章印记已经完全浸入纸张，没有一丝浮夸的亮光。

他说自己从未完整地读完《红楼梦》，但却喜欢搜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己卯本、甲戌本、庚辰本等，还有各种《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辑刊》。他甚至以2000元的价格收藏了张爱玲著《红楼梦魇》的一个版本。

何谓好书？挑书，杨小洲说自己最看重的是语言，“语言好的话，我才有兴趣看下去。”作家里头，杨小洲最喜欢周作人。“贾平凹文笔的驾驭能力很强……梁实秋，只有几篇文章好，其他的太油嘴滑舌了。”

在顶着墙排列的几大书柜下面，是被小心装进塑料袋里的线装书。他欢喜地拿出一本，发黄的纸页上有层层叠叠的印章，像几个时代的吻痕。在杨小洲家里，还有全套57期汪伪时期的杂志《古今》，周作人、黄裳等人都在上面发过文章。

过去，只要是黄裳出的书，杨小洲定会果断买下。黄裳学识渊博、文笔绝佳，有“当代散文大家”之称，晚年更以藏书、评书、品书著称于文坛。

杨小洲在文章中提及过他对黄裳作品的偏爱，“读黄裳先生的书，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一方面他的旧作不断重出新版，一方面他总有新作从容应市，两者算起来难免让喜爱‘黄书’的读者乱了方阵。倘若按行世的版本计算，芜杂凡三十余种，倒是洋洋大观的一种收藏喜悦。而这样多姿的版本状态，恐怕是黄裳作品的一个特色。惟其如此，收集黄裳版本也成一个书话，足见黄裳魅力所在。”

他看黄裳的作品，不仅看其“阅历丰厚经纶满腹的文字”，更看其不同版本的出版、编辑、版式、设计、印制及工艺等细节—“譬如《珠还记幸》修订本，版式阔大疏朗，使用纯质纸印刷，由设计高手陆智昌将七十幅名家彩笺修饰得色调温和，文雅秀丽。”遗憾两年前黄裳过世，杨小洲也没再遇着让自己钟情至此的作者。

买书占据了杨小洲最大一笔开销，他曾经一次性在地摊上买一万多元的书。但同时，他却对读者是否买自己的书毫不关心。“我从来不考虑读者的感受，”他说，“不读我的书，不是我的损失，而是读者的损失。”

写第一本书是因为2004年孩子出生，他辞掉了编辑的工作在家带孩子，闲时写下往日读书的感想。孩子很黏人，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写书，书的名字就叫做《抱婴集》。孩子抱到五六岁，他也出了好几本书。

“我很反对迎合读者”，他写作的态度和做书一样，为大众就要考虑很多，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出精品，有同道者自然会跟从。“大众式的阅读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普及式的、非大众式的阅读空间，这个空间对我们知识、文化的留存有着重要意义。”

杨小洲想打造一个理想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只留下让人感到安静的、有文化价值的书，是堡垒也是居心之地。当然，还有那些与古老造书工艺一脉相承的羊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