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山 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

“波澜壮阔的洪流，改天换地的历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的活跃时期，可称得上是洪波曲中的一朵潮头浪花。”30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一代人的经历，一个国家的见证。莫干山会议，经济改革风云激荡，中青年学者在这里论剑，士大夫情怀和为国献策的精神，久驻于他们的心间。聚是缘，散也是缘，起是因，落也是因，千秋家国梦，一世改革情，华生、贾康、徐景安，他们都在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会议中，纵论春秋，虽有得失，却心态坦然。

论剑莫干山

莫干山，因剑而著世，30年前，一批有志青年，在这里相聚，很有问剑天下，指点江山的情怀。这场会议，成就了一些人，也引来了一段名利之争。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开会的人，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

在《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柳红眼中的光芒，记者觉察出忧伤与坚毅的交织。北苑路加利大厦，柳红把自己的小家布置的雅致井然，客厅一侧摆放着传统的桌椅和茶具，这是她的待客之所，一眼便能看到她与丈夫朱嘉明的合影。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会议，但是能从全景上观察会议的傍观者，为数寥寥，柳红便是翘首。为了理清莫干山会议脉络，她采访了诸多参会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得到的，都是媒体人孜孜以求的鲜料。因为一些人不在国内，她启用了较为先进的采访工具和手段，用SKYPE与受访者们彻夜长谈。

柳红珍藏着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黑白底的长幅照片，上写着“1984年9月浙江莫干山，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合影”，透过时间的沧桑，30年前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容跃然纸上，183个人影记录着那段历史。

非常之地，非常之遇

在中国地图的东部，如果把沪宁杭三地联线成为一个三角形，人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的中心，便是地处浙江北部的莫干山。这里草木繁茂，气候宜人，是江南难得的避暑揽胜之地。古有干将莫邪在此地铸得雌雄两剑，莫干山因此名扬天下。

1984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会议，会在这里拉开帷幕，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也在这场会议中酝酿和论证，组织和参与会议的人，虽还健在，却也两鬓斑白，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和期待。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从一辆火车开始。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那时候，他们刚步入中年，“朱嘉明33岁，黄江南34岁，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经济师、助理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上山前，刚参加社科院组织的第一次博士生招生考试。巧的是，柳红正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硕士，论辈分，他们都是柳红的师兄。

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黄江南和朱嘉明等人讨论，农村改革已经5年了，城市改革还没有配套，这便是会议发起的初衷，而莫干山能够成为会议的场地，并聚集起全国最优秀的一批中青年经济研究者，并非偶然，它是历史沿承的自然结果，只不过花落于此，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都毕业了，很多人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还上了研究生，人才已经有了储备。其实，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工作者虽散居各地，但已经有了团体意识，密切注视着国家的发展和变化，也关注着彼此的境况，只要有一个机缘，大家都十分心齐，彼此响应。”柳红说。事实上，一直以来，经济研究者们并不孤独，他们有的保持着联络，以各自所在地为据点，随时准备发声和行动。80年代大环境变好后，莫干山很自然地位经济圈子的聚合与发声提供了理想的场地，这里成为以中青年为代表骨干的老、中、青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的交流平台。

在朱嘉明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为了组织会议，朱嘉明9月1日便在山上住下，329楼是他的记忆抹不掉的数字。每天早上，他都去爬山，这位地道的北京人要感受一下南方山形的俊秀与北方山势的的雄浑之异。

会前的5月份，《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温元凯便在安徽合肥组织了“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他把当时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布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改革的先锋人物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锋芒毕露，会议“理所当然”地受到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全国改革者大会”，没参加的就不是改革者了吗？莫干山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张钢事后回忆，“改革者大会”后，因为这种开会形式过于扎眼，事后草木皆兵，于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们汲取了教训，改为多家新闻机构联合发起。

为了装大声势，他们选择了《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媒体作为合作对象，发布消息。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以“本报讯”的形式发布会议信息，向全国征集论文：“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这也算是广告吧，当然这在当时也不不叫广告，是一条消息。《经济日报》算是大报了，《经济学周报》只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小报。”经济学家华生就是当时在这两份报刊上看到消息后，将自己的论文寄过去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以文选人，不论资历，不论长相，不论官阶，大家彼此从不认识，只是看到一条消息后把论文寄过去，至于会不会选中，似乎都不抱有必然的希望，当然，内心那份期待自不必说。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召开的。

有时候真是造化弄人，这条信息注意到的人并不多，“那个时候，谁看到了谁才可能写了，没看到的就算了。我们的同学高梁，他是顾准的儿子，他参加了筹备组，任务就是选文选人。”华生回忆说，高粱也在与记者的电话里，推荐了华生作为谈论价格双轨制改革采访对象。

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高粱与《经济日报》等媒体，还有组织者朱嘉明、黄江南都比较熟，在他的影响下，北京经济研究圈子里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比如周其仁、王晓鲁，华生则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哎呦，还有这事儿啊”。华生把自己写的一片关于商品市场的文章寄一个过去，不久他收到通知，“文章入选了，通知我到莫干山来开会。”那个时候，华生还是社科院的一名研究生。

尽管是以文选人，不过上了莫干山，开会的内容与论文并无多大关系，甚至到今天，华生都没有见到自己和别人参选的论文，“因为这些文章在会上根本没有发，当然那时候条件也差，根本也没有说谁是靠什么文章来的，没这话。”

甩开膀子，上下一心

9月的江南，酷暑还未退去，骄阳似火，一批热血之士甩开膀子，挥汗如雨，丝毫没有倦怠之意。有人为了参会，15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乘火车赶会。会场上，所有的讨论组气氛都很热烈，从早到晚，没有人退却。

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尽管后来华生以“价格双轨制”闻名，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去的不是价格组，而是农村组。在所有的小组讨论中，价格讨论是最激烈的，自然也是最容易引起上层重视的。不过，一帮懵懂上山的小伙，似乎对谈论什么并不在意，因为改革的问题太多太繁。现在看来，一些讨论的问题已经相当前卫，比如有人建议发行“特区币”，有来自内蒙的人提出反梯度理论，“特区币”则因为可能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只能作罢，反梯度理论也因和当时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渐次推进的国家战略相冲突而未受到重视。

和华生一样，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也是在读硕士研究生，他比华生小一岁，莫干山会议，们都已进入而立之年，两人都从基层干起，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也许是机缘巧合，1984年，贾康写了篇论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发表在当时被经济学界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经济研究》上。论文能在这样的刊物发表，给贾康在经济理论界带来了“知名度”。后来，蔡重直找到贾康，推荐他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议的事宜。蔡重直也是当时经济界小有名气的青年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研究生部读研，人行研究所研究生部在业界算是名气，人称“五道口”，有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之誉，吴晓灵便是蔡重直的班长。

改革开放初期，沉寂已久的思想界开始活跃，经济理论界也开始讨论起一些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来，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机遇中，中青年经济研究者开始崭露头角。贾康回忆，当时已有传闻，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这改革四君子在80年代初上书中央，提出“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高层肯定；后来，最初以民间身份参加农村问题研究小组的一批年轻人进入了杜润生领导下的中央农村政研室，在国家体改办之下，又成立了体改研究所，成员中有王小强、李峻、张刚、张少杰、赵榆江等一批有朝气的年轻人。

贾康的印象里，莫干山会议是在在体改所尚未进入十分活跃状态之前举行的。会议的筹备者联络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得到浙江省的省级研究机构的支持，举办了全国征文来选取参会者，而后聚于一山，共商改革大计。

贾康记得，他在筹备组那里领到一大捆应征稿，他一份份阅读，并标明了自己的看法。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推荐的贝多广，此人后来成为中国金融行业领军人物。贝多广在莫干山会议后进入财政部工作，后来又进入金融界，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做过JP摩根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时间过了30年，贾康已经记不起贝多广的论文写的是什么了，但他肯定，贝多广的论文水平“明显高于一般的征文作者”。

给贾康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来自西藏交通局的作者，他写的是关于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贾康觉得这样的文章作者有其独特的地区代表性，所以作了推荐，后来还真的入选，贾康回忆说：“莫干山会场上上见到他，感觉是超乎想像的年轻，看去也就是二十挂零的一个小伙子。”在莫干山会议召开的大会上，主持人专门强调了这次中青年会议的意义，并介绍了这位西藏小伙子一波三折的参会过程：开始其所在单位不同意，是筹备者抬出了中宣部、中组部这样的名义，才解决了问题，交通费也专门作了特殊处理，他才得以成行。

贾康还介绍了一位浙江的年轻人阎卡林，此人在工作单位坚持自学和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但遇到不好的待遇，单位领导卡他、治他。“可能仅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这在那个年代十分常见”，贾康说。莫干山会上，为了解决这个年轻人的参会难题，当场有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人宣布，已向北京打长途电话请示后决定，推荐阎卡林到《经济日报》工作，摆脱他的不良环境，全场马上爆发出火热的掌声，此人才能顺利参会。后来，阎卡林在《经济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写了大量文章，主持过专栏。

这次会议能形成规模并得到高层的重视，并非大会组织者事先设计好的，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根本预料不到。“会议开幕式浙江省长去的去了，经济日报的社长张钢也去了，还有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老革命的。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总理的秘书去了。现在的会啊，去一个部长都不算什么，但是听说总理秘书都来了，大家精神一震。”华生回忆。

顺着华生的思路，记者了解到，参加这次会议的规格确实不低，中央层面的人，孔丹、王岐山等人都上了山，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中央领导的态度。地方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一个最初由媒体组织的会议越办规格越高，华生认为最关键的是被一批在体制内有影响有关联的人重视了。参会的人，“比如陈一咨，后来直接升任体改所所长，王岐山更不必说，他是姚依林的女婿，也是改革四君子之一。”在会议组织者中，朱嘉明和张劲夫秘书孔丹很熟，孔丹又与总理秘书很熟。孔丹跟着张劲夫一路调研到了杭州，孔丹对张劲夫吹风，有一群年轻人在莫干山上开会，研究经济体制问题，包括价格改革，张劲夫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管的就是这个事。孔丹在张劲夫面前说，我跟这帮年轻人很熟，是不是可以去听听，没准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巧的是，总理秘书也在山下。在张劲夫的应允下，孔丹和总理秘书一起上山，一场大戏开锣。

“中青年蓬勃而出，一大批投身并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研究活动的年轻人，在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失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一些人已经跻身为国家领导集团，有的成了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了重要部门的领导者。”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贾康的情绪也跟着兴奋起来。“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楼继伟、郭树清、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许善达、鲁昕等等。除了这些人士成为领导者外，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等作为学者，至今都是学术理论界的带头人，华生、曹远征等作为颇具影响力的证券、金融界人士，也继续活跃。”正是这批精英，参与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经济改革。

莫干山会议后，华生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层会议，陪领导外出考察调研，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卷到了最高层，只是，风光不久，他不得不面对命运的选择。出国、回国、下海，一段曲折的经历后，华生崛起于商界，不过，是大夫情怀让他重操旧业，研究起中国最为复杂和纠结的土地问题，他要破解中国的土地迷局。采访中，他送给记者一本他的专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并表示第二本书即将付梓。

是非当论，名利莫争

一个理论发明权的争议，惊起了一滩鸥鹭。虽然时隔30年，每个人的回忆都带有自己的记忆因子，很难做到完全重复历史，不过，从当事人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某些人遭到圈子内人们的反感，不过事情并没有发展到没有排斥和决裂的程度，见面不说，却心照不宣。

华生下了海，贾康留在了体制内，作为当时会议上山官方人士徐景安，他的故事也不少。徐景安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80年代后期，他调任深圳体改委主任，成为深圳证券市场的开拓者。提起莫干山那段往事，徐景安有说不完的话。1984年初，徐景安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处任处长，他参与了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我对那个时候整个改革情况都比较清楚，说得比较狂妄的话，我是改革的元老。”从徐景安红后快速的上海口音重，记者发现他的回忆体现出惊人的准确。当时，为了组织莫干山会议，时任《经济日报》总编的张钢找到王岐山，王岐山向张钢推荐了徐景安。俆景安，自然成为莫干山会议重要的官方代表和组织者、见证人。

前文提到，温元凯搞了个“改革者大会”，会议受到送样领导的批评，参加莫干山会议前，有领导担心她出事，劝他不要去了。面对领导的好意，徐景安晚宴谢绝，他不愿意“临阵脱逃”，既然决然地参会了。“我是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去的，你说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如果以后出事我肯定跑不掉。”在莫干山，徐景安遇到了一干锐气十足的年轻人。

虽然过了30年，徐景安的记忆依然清晰。特别是对价格双轨制的回忆，他的声音随着回忆的深入变得硬朗洪亮而，看得出来，这是他感情的流露。“那个时候，价格问题成为一个很大的难点。国务院开了无数次来会讨论怎么解决，有小调的，有中调的，有大调的。当然不管是小调、中调、还是大调都找不到出路”。

徐景安将价格列为讨论的首要问题，“七天七夜我都在研究这个问题”。2011年11月，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将“价格双轨制理论”奖办给了，以华生、何家成、蒋跃、田源、张维迎等主要贡献人，其中并没有徐景安。对此，徐景安给记者出示了一份材料，这是他在2012年1月19日刊登早《香港商报》上的文章。文章中徐景安提到，“讨论的主要参与者都一个不落地列上，而唯独把作为‘主要组织者’和‘总报告执笔者’的我遗漏了？！”

“后面就是吵架，完全是吵架，争夺名利的一场斗争就开始了，是张维迎开始的。”徐景安摇摇头。他向记者回忆，张维迎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自己手下工作过，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张维迎的学术地位也在慢慢提高，“所以他野心勃勃，他就说‘价格双轨制’理论是他最早提出来的。甚至有人给我分析，说张维迎想以‘价格双轨制’的名义弄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实际上也有这个想法。他不提我也不提华生，后来华生就有意见了，于是就开始了争论。”《香港商报》那篇文章发表后，张维迎不乐意了，他要徐景安再确认一下，“价格双轨制是我最早提出来的”。

“价格双轨制最后的活动、决策、议论的过程，今天我平心而论，第一，张维迎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华生他们也参与讨论了，大家都参与了。第二，我还有更大的一个功劳，我把学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思路。但是到今天为止，我的作用还是被埋没了。现在，这个事情我还是不愿多提了，说多了得罪人”。对于价格双轨制理论奖的评比为什么会遗漏自己，徐景安猜想可能和自己没有进入学术圈子有关。

其实，华生之所以排名理论奖只首，在于他提出放调结合的思路，并且由他代表价格组向领导作了汇报。事后，华生总是强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在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奖获奖致词中，也没有忘记这位老领导，提到了徐景安：“那次会议实际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应该说是王岐山同志，包括做出贡献的整个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印象特别深的是专门点将，总报告由他来执笔，我们当时是学生，他是国家体改委处长。”

在孔丹的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孔丹回忆价格双轨制时也提到了华生，并没有张维迎。华生说：“可能是觉得他太激进，不行。张维迎有贡献，但是他比较吃亏，大家觉得他太离谱了。”尽管有这些纠结，见面时华生和张维迎从来不提这码事儿，“该来往时还是来往。虽然他们北大的活动从来不请我，但我有活动会叫他，反正我请他。”

莫干山会议，成就了一批人。徐景安承认，自己在会议后升官了，“不仅我升官了，一批人都升官了，特别是一批年轻人。”如今的徐景安虽已退休，他仍然经历充沛，在深圳拉了只队伍，搞起了一家中国幸福研究院，亲任院长，希望能发挥些余热，做一些公益事业。

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人，有的依然活跃，有的销声匿迹，在评价他们的时候，茅于轼表现出了宽容和多元，他特别寄语当代中青年经济学者，要解放思想，能容纳不同的意见。

茅于轼：莫干山会议的标志是思想解放

莫干山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磁场，它吸引着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前来“朝圣”，这些活动，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官方如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组织的几次莫干山会议，民间则如近期由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行 “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的峰会，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经济学家、企业家参会，为当下的中国改革给出建言。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元老，茅于轼始终是经济学界最受尊崇的老人，其声望之高，盛名之隆，让后生晚辈们仰止，像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大腕，也以受到茅老的夸奖而自豪。

重要的是现在

记者：尽管您当年没有上莫干山，会议仍然得到了包括您在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如今回头来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茅于轼：整整三十年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一些人跟我谈起过这个会议，很活跃，这给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的时候，时代背景很特殊，1983年是清除精神污染，把西方的东西都看成是坏东西。莫干山会议，开始用了一点西方的经济学。应该说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但是当时尊重、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可以说没有。后来我们才慢慢理解了企业性质的理论，那是1991年吧。1984年跟1991年相差七年，就是七年之后，我们才懂得产权的重要性。莫干山的时候讨论的是价格的重要性。其实价格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产权。

记者：您刚才提到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但有些人向您透露过这个会议的一些细节，是哪些人呢？

茅于轼：我记得有徐景安，还有高尚全、张维迎他们。

记者：近年莫干山会议的活动是比较多的，6月21日的活动您还亲自参加，感觉这种会议于过去又什么不同？

茅于轼：这一次纪念活动大部分发言的人谈的东西，与莫干山会议其实不是很密切，原因是三十年过去了，印象越来越淡了，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问题，所以更多是讲现实。因为我耳朵不好，那天开会除了放映的幻灯片我有印象，他们讲话的我就没听进去。张维迎讲了经济学的新思潮，这个跟原来的莫干山会议关系不大。梁建章讲的就是跟计划生育的事，跟莫干山会议也没关系，他提出了要鼓励生育不是计划生育，要赶紧鼓励生育，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记者：您所见到的昔日参加会议的人重上莫干山，是不是还能看到他们身上还保持着一种改革的锐利？他们的思想跟那个时代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

茅于轼：确实有很大变化，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一些很活跃的人，现在销声匿迹，没动静了，例如说田源吧，他在莫干山会议上非常活跃，以后他还活跃了一段时间，后来慢慢的他就淡出了。这是个人的选择吧，发挥自己的长处并没错。至于坚持研究改革，研究经济学，这里有一些比如华生、张维迎还是继续在这方面有探索、有贡献的。

记者：您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一些争议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重上莫干山活动中没有人提价格双轨制的事。价格双轨制是谁发明的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对中国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常拿我们跟苏联比较，苏联是休克疗法，一下把老的都废了，推向市场。我们是双轨制，两个都同时存在，计划经济还保留，另外开一个市场。我们这条路比苏联就好得多了，苏联那个做法，整个国民经济大倒退啊，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我们呢，这三十多年一路是高歌猛进，生活不断提高，这跟“价格双轨制”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价格双轨制”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不止是纪念

记者：很多人莫干山会议看成改革开放时代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莫干山现在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磁场，吸引了老中青三代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前来。您觉得莫干山会不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比如，成为改革者们聚集的新的场地，或者有一种精神的传承。

茅于轼：我比较同意这个判断。后来的莫干山会议是老中青都有参加的。大家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呢？大概有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恢复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思想的活跃，以及大家对社会的关心。现在有点叫人失望，大家关心的是赚钱，对国家前途的关心跟那个时代比较就差了一点。所以现在纪念莫干山会议的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希望重新启动改革。

记者：现在的莫干山会议或纪念活动是不是成了程序化或形式上的东西，跟当时解放解放的氛围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别？

茅于轼：是啊，那个时候思想很解放，但是我也说过那个时候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理论界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了解非常非常欠缺。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不一样了，大学老师，包括研究生，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三十年以前。这样有助于我们今后少走些弯路。从经济学水平来讲，现在的水平远远超过那个时候，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现在的环境都要超过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活跃力就不够了，不像那个时候思想解放，我觉得莫干山会议的一个标志就是思想解放，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事不敢想。我们的思想每解放一次，国家就有一次大的进步，不敢解放思想，老在别人的框框里找东西，就没有大的进步。解放思想对中国始终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记者：最后请您对目前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说几句话。

茅于轼：我还是希望他们解放思想，要敞开自己的头脑，要容纳不同的意见，能够从逻辑上作出判断，这就是我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