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话之七】袁世凯练兵

从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到任职山东巡抚时期扩编武卫右军，再到任职直隶总督时期编练北洋六镇，袁世凯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军制改革的使命，可以说，他是中国新式陆军的缔造者。

从1840至1894年，清朝共与英、法、日进行过四次战争，四战皆败。这五十多年里，清军在武器方面，一直都在进步，但与外军的战斗力相比，却远不在一个等级上。要捍卫国土，抵御强敌，必须进行军制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最先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袁世凯，最先着手训练新式陆军的也是袁世凯。从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到任职山东巡抚时期扩编武卫右军，再到任职直隶总督时期编练北洋六镇，袁世凯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军制改革的使命，可以说，他是中国新式陆军的缔造者。

出身行伍久经战阵

光绪七年（1881）十月，22岁的淮军子弟袁世凯以捐纳“中书科中书”身份，到山东登州投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不久，委任帮办营务处，办理军需、军法、参谋等事。翌年，朝鲜发生“壬午政变”，袁世凯随吴军赴朝，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大院君李昰应，他的表现受到了吴长庆的赏识，也给了朝鲜国王以深刻的印象，受到国王的单独接见。平乱之后，袁世凯受到朝廷的褒奖，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当时日本谋朝日亟，朝鲜国王请求清朝代为练兵，北洋大臣李鸿章嘱吴长庆筹划此事，吴派袁办理为朝鲜练兵事宜，袁在朝方的协助下，选壮丁千人，仿淮军制，为朝鲜练“新建亲军”左右两营，后又练兵五百，名“镇抚营”，此次练兵，规模虽不大，但为日后小站练兵积累了经验。

光绪十年，吴长庆率庆军三营回国，留汉城三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以袁世凯总理营务处，十二月四日，朝鲜亲日派发动政变，挟持国王，杀亲华派，改组政府，日军亦参战，吴、袁与“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立谋镇压，仅用七日即击败日军，平定政变。第二年，李鸿章谕令陈树棠辞职，十月二十八日，奏请委任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袁世凯上任后，扩大公署组织，采取多项措施，强化中国的宗主权，招致日本的不满，国王也对袁有损朝鲜主权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日本乘机怂恿朝鲜自立。袁世凯为了与日本争夺朝鲜的控制权，在政治上扶持朝鲜的亲华派，打击亲日派势力，他的行动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李给袁的评语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在李的奏保下，袁于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补授浙江温处道。1894年五月，朝鲜东学党起义，国王请求清军赴朝平乱，蓄谋已久的日本也借机出兵朝鲜，袁于七月十八日因病奉旨回国，不久，中日即在海、陆爆发了全面战争。

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朝廷本欲令他上前线带兵打仗，李鸿章为保全人才，派袁去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他不但完成了任务，还实地了解大部队作战的指挥和后勤保障情形，及时向李鸿章报告前线军情，给李留下了“知兵”的印象，为日后经营练兵事业做好了铺垫。

小站练兵新建陆军

甲午一战，淮军惨败，旧式军队腐化懦弱之缺点，完全暴露。帝、后及主政的王公大臣意识到湘淮军已不足恃，必须组建一支新式军队，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1894年底，清廷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决定训练新式陆军，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小站招募开办，胡招募兵丁四千七百余人，名曰“定武军”。

1895年，袁世凯在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他广泛采纳各国兵制，总结以往练兵经验，提交了详尽的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练兵要则”和“聘请洋员合同”。十月，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兵部尚书荣禄等人奏请“变通兵制”，“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袁奉旨即赴小站，接管“定武军”，添募两千多人，仿德国军制，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名曰“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与旧淮军不同，它按新标准募兵，按新操典练兵，用最先进枪炮进行射击训练，按新营制进行多兵种协同作战训练，按实战要求配置后勤保障体系，还要建立培养军官的随营学堂，做好官兵的精神教育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它是一支带有实验性质的训、教、战综合体部队。

新建陆军的指挥机构为两处四局：督练处，由袁世凯亲任督练官兼分军总统（下设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辖文案、稽查、马弁、护勇等297人）；教习处，洋员、翻译各13人；粮饷局，总办委员一人，文案及职员44人；军械局，总办委员一人，职员28人；军医局，正医官一人，副医官及职员15人；转运局（即辎重营），行军时另设。指挥机构人员共计410人。（刘凤翰：《新建陆军》，1967年版，p54）

新建陆军的战斗部队配属步、炮、马、工四个兵种。原拟营制为：

步队一军（相当一个旅）分两翼（团），每翼设统领一员，辖二至三营，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连），每队设左、中、右三哨（排），每哨辖六棚（班），每棚正副头目（班长）2人，正兵12人；每营士兵1008名，统带官至哨长46名，文案、委员、医生、书识、号兵、护勇、伙夫、长夫500名，合计1554名。

炮队一营，分左翼重炮队，辖3哨、27棚，每哨重炮6尊，共计18尊，兵378名；右翼快炮队，辖3哨、24棚，每哨快炮8尊，共计24尊，兵336名；接应马炮队，辖3哨、18棚，每哨接应马炮6尊，共计18尊，兵252名；每营士兵966人，统带官至哨长46名，文案、委员至长夫481名，合计1493名。

马队一营，辖4队，一队辖3哨、12棚，每棚正副头目2人，马兵8人，每营士兵480名，统带官至哨长26名，文案、委员至长夫303名，合计809名，马556匹。

工程一营，辖桥梁（111人）、地垒（193人）、电雷（60人）、修械（66人）、测绘（43人）、电报（20人）六队，营部28人，合计521名。

新建陆军的待遇在当时的清军中最为优厚，它将官、兵、文员及长夫的饷银制度化，精确到每一职位，每一个人，甚至炮兵的擦炮油布、马匹的喂养银等杂项开支都有定额。步队正兵每月饷银4.5两，副头目5两，正头目5.5两；哨长（副排长）15两，哨官（排长）20两，公费银10两；领官（连长）50两，公费银100两；帮统带（副营长）100两，统带官（营长）100两，公费银300两。

炮队因是技术兵种，官兵的饷银都较步队从优，正副头目、正兵的月饷分别是6.5两、6两、4.8两；而连、营级军官均比步队同级军官月饷多50两。马队、工程队官兵饷银也稍优于步队。

按当时的物价，一名正兵刨去一两伙食费，剩下3.5两银子已足够养家糊口，而营长的饷银加上公费银竟达4800两（炮兵营长是5400两），一般省份的州县官和四品京官都难企及。发饷的办法也有改进，每月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军官在操场公开点名发饷，杜绝了吃空饷和层层克扣的陋习。而不同职位的饷银拉开差距，对官兵的立功上进欲望有较大的刺激作用。（营制饷章见袁世凯编纂：《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北洋军阀》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p21-31）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从外国采购，都是近年新出厂的产品。步兵使用奥国造曼利夏步枪，骑兵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这些枪炮在当时清军中都属一流的装备。

十一月初六日，袁世凯报奏新建陆军编成，步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二营，右翼三营，炮队一营，马队一营，工程兵一营，总计11301人，若减去指挥机构和各营的文职人员3851人，战斗部队是7450人（《新建陆军》，pp57-73）。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还不算完备，也不尽合理，但已具备了后来北洋六镇营制饷章的雏形，在当时来说，已算是一项创举，它迈出了清末军制改革的第一步，缩小了与外军的差距，加快了清军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培养军官招揽人才

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注重军事教育和军官的培养，因缘际会，招揽了一大批优秀的文武高才。

袁世凯在步兵、炮兵、骑兵中创办了随营学堂，还开设了一所德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1896年初，袁世凯从正兵中考取识字者234人，80人学步兵，80人学炮兵，24人学骑兵，50人学德文，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学期两年，毕业后，学德文者派往德国留学，其他学员分派各营任下级军官。袁世凯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两）奖励学员，还选送优秀学员去日本军校留学，为后来的北洋新军培养出很多中高级军官。

袁世凯非常注重扩充自己的干部队伍，只要得遇人才，就想方设法招入麾下。新建陆军的班底，有些是他的亲信旧部，如管理参谋营务处的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粮饷局（兼转运局）总办刘永庆，是他的表弟，在朝鲜时任他的秘书；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吴长纯，是他在朝鲜时的老部下，后任北洋第五镇统制；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吴凤岭，是袁家佣人的儿子，在朝鲜时任他的卫士，后任北洋第四镇统制。有些是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的教习和学生，如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段祺瑞，李鸿章派他到德国学习炮兵一年；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冯国璋，秀才出身，武备学堂毕业后留任教习，曾任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参加过甲午战争，1895年夏由聂推荐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结识日军中将青木宣纯，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新建陆军训练操典多出其手，是北洋系著名的军事教育家；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武备学堂毕业后长期督办随营炮队学堂，曾率学生参加平壤战役，后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给袁；武备学堂毕业的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王占元、刘承恩等都在新建陆军任中高级军官。有些是淮军旧将，或由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引荐的人才，如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姜桂题，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总务长）张勋，还有后来成为袁的重要智囊的阮忠枢等。（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pp53-57）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的重要干部和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

袁世凯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武卫右军拱卫江南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袁世凯以练兵有功，升任直隶按察使，短短三年，他从正四品升至正三品。翌年十二月，荣禄奏准成立“武卫军”，自募一万人在南苑编练，号称武卫中军；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五千人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以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一万二千人为武卫后军，驻蓟州；以四川提督宋庆的毅军一万二千人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一万人为武卫右军，驻小站。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德军在山东日照等沿海地区滋扰，清廷准荣禄所奏，命袁世凯率武卫右军以操练行军阵法为名，开赴山东德州驻防。六月，授袁世凯工部右侍郎。当时，义和团已在山东漫延，巡抚毓贤以仇外心理，庇护纵容，其势大张，清廷命袁世凯移师沂州，十二月六日，命袁署理山东巡抚（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实授），二十六日，袁率军抵济南接任。

从朝鲜铩羽而归，到荣任封疆大吏，仅用了五年时间，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的成就和政治上的机敏练达是主要原因，前者使他在一帮庸碌无为的谗臣败将之中脱颖而出，后者使他取得了荣禄、庆亲王和慈禧太后的绝对信任，即使迭遭参奏，照样加官晋级。但此时出任山东巡抚，对袁世凯来说却并非幸事，他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一要防止德军借保护胶济铁路之名进入内地；二要迅速剿灭拳民，保护洋人和教堂，安定社会秩序，不给外国干涉的借口；三要充当两江、湖广的屏障，严防拳民向南方流窜；哪一项完不成，都会断送他的政治前程。

然而，袁世凯不但完成了以上任务，还利用清剿拳民之机扩充了军队，庚子之乱，武卫军之中、前、后、左四军几乎全都溃散，只有他统领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还扩充到了一万九千六百多人，相当于两个混成协（旅）的兵力，成为当时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史家对袁世凯在庚子年间的功绩评价极高：“若以小站军人之有大功于国家者，未若在阻拳匪南下一事。直隶山左，究皆瘠地，且交通不便，若拳匪之祸一延及长江流域，则中国之损失当有数倍于庚子赔款者。长江互保条约之能成，袁氏扼山东之功也。”（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北洋军阀》卷一，pp1047-1048）

赞襄新政缔造新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凭着庚子年间的功绩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了李的继任者，42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政坛上堪称奇迹。十二月十日，诏命袁世凯参与政务处，跻身于朝廷推行新政的领导核心，直隶总督的班次高于两江、湖广，他成了超越刘、张的首辅大臣。慈禧太后自西安回銮后，袁世凯从军中挑选一千精锐担任紫禁城卫队，他还派兵接管了京、津和华北地区的防务，武卫右军成了朝廷唯一可以倚靠的劲旅，这使他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辛丑条约》签订后，占据东三省的俄军拒不撤兵，英、日干涉无果，与俄国的矛盾日益加剧，东北形势危急。朝廷意欲调兵加强东北边防，武卫右军驻防区域的扩大又使兵力不敷使用，扩充新军势成必然，这一任务又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袁世凯未雨绸缪，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三日上奏“拟定募练新军章程”，派王士珍在正定等地选募壮丁六千，带至保定训练，称“新练军”。二月十一日，他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挑选优秀生55名送入日本陆军学堂，以为日后训练新军培养教官。

朝廷发表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实授）仅过11天，他就在五月十六日连上“北洋创练常备军营制饷章折”、“直隶创设军政司拟定试办章程折”、“建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拟定试办章程折”（《养寿园奏议辑要》，《北洋军阀》卷一，pp755-760）。这三道奏折是中国军制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清末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堪与刘、张“江鄂会奏变法三折”媲美。

袁世凯设计的常备军制度是一项创举，“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支给全饷，在营三年，退伍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操练一月（《北洋军阀》卷一，P757），它解决了平时练兵与战时扩军的衔接问题，也解决了在财力不足的条件下使军队（包括续备、后备兵）维持最大规模的供养问题。他创设的直隶军政司，是常备军的管理、训练和教育机构，为日后各省编练新军在组织机构、营制饷章方面提供了样本。他规划了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陆续开设了陆军小学堂、高级军官学校以及不同兵种的专科学堂。以此为起点，袁世凯开始了新一轮的练兵事业，直至练成北洋六镇。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赞扬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等译，三联书店，2001，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