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马圈】王受之专栏 两难选择

建筑家们个性很强，具有类似艺术家的气质，加上竞争背景，难以形成一个比较密切的圈子。我们学习建筑史，很喜欢谈“学派”，比如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学派，总是一批建筑师集中在某个城市，做过很多重要的建筑项目，影响颇大，记载在历史里，久而久之，大家总以为他们是一个很有组织的团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经接触过几个这样的小圈子，才知道书上记载的未必准确，记录下来和大家讲讲，也有意思。

“解构主义”是过去二十多年比较潮流的一个建筑学派，大部分现在著名的建筑师都跟这个派别多少有点关系，比如荷兰建筑师伦·库哈斯（Rem Koolhaas）、英国籍的伊拉克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还有前几年很红的美国建筑师佛兰克·盖里（Frank Gehry）。早在1960年代就有人提出解构主义，80年代已经出现了少数作品，却因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一时没能出头，到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走下坡的时候，解构主义才真正崛起，建筑形式破碎、张扬、不规则，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涌现了不少大地标性的大项目。对国人来说，最引人瞩目的是库哈斯的扭曲的CCTV大楼，哈迪德设计的五十几个面的广州大剧院，在国际上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迪士尼音乐中心是最让人感觉到这个派别声势的作品。

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走入低潮，两派建筑师出现： 一派走解构主义方向，作品奇特，引人瞩目；另一派则走回研究的现代主义方向，称为“新现代主义”。两派人中，很多人的设计事务所集中在洛杉矶的圣塔莫妮卡和科佛市（Culver City），两个小城市连在一起，因此被外界视为一个圈子，被称为“圣塔莫妮卡建筑派” （Santa Monica School ）。当然，这个归类缺乏理论依据，因为在圣塔莫妮卡做设计的这些解构主义建筑师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这批建筑师中比较著名的有佛兰克·盖里，南加州建筑学院院长埃里克·欧文·莫斯（Eric Owen Moss）， “墨菲西斯”集团的奠基人汤姆·梅恩（Thom Mayne）等等。因为学院的研究关系，我和盖里、莫斯和其他一批人经常往来，知道他们虽然在建筑方向上有接近之处，但关系并不密切，有些人之间基本从不来往，他们是因为建筑走过后现代时期需要转变，才在风格上出现类似的趋向，因此外界认为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小圈子的说法并靠不住。

佛兰克·盖里为人很低调，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完全不懂电脑，做建筑模型也是用锡箔、泡沫纸随心所欲粘贴，之后就交给手下的人用电脑建模。2006年我所在的学院请他做新图书馆的方案，在学院给他一个办公室，他从圣塔莫妮卡自己开车过来，一个星期来学院几次，早不见晚见，大家熟悉了，经常聊聊天。他言谈很实在，没有多少趣味、色彩，说一就一，难以举一反三。那时虽然名气已经很大了，他依然讲话简朴，没有架子。

埃里克·欧文·莫斯是这批人中性格比较突出的一个，一副大师气概，特立独行所向披靡的样子，他出道的时间和盖里差不多，在建筑界内颇有微词。我认识埃里克·欧文·莫斯完全出于偶然，他在南加州建筑学院当院长，学院请我去结合国际建筑发展讲讲中国现代建筑的情况，他出席演讲会，坐在前面听，还翻阅我写的《世界现代建筑史》。我讲完之后，他热情地请我吃饭，并邀请我第二天出席他在科佛市事务所的酒会。我之前听说和他打交道很难，他的热情让我有点纳闷。

2003年初，非典开始流行。重庆一个房地产大企业请我介绍比较有探索性的美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做一个很大的项目，那天收到传真和电话之后，我就到圣塔莫妮卡找了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后现代主义大师，当时已经过世）的MRY事务所 ，他们虽然很想做，但是怕建筑师出差被感染，推掉了；我再找盖里，他当时集中做几个欧美的大型公共项目，没有时间；后来找埃里克·欧文·莫斯，他很有兴趣，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去谈谈。我直接去了他的事务所，他有点困惑，说不怕非典，就是选择的困难：他正在做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歌剧院方案，并且去了莫斯科见了普京，后者说会重点考虑他的项目，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美国看来要在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俄罗斯是反对美国动武的，估计圣彼得堡这个项目未必靠得住。重庆是大住宅项目，非常靠得住，不如放弃歌剧院？他和我理论半天，没有结果，过了一天打电话给我，说放弃重庆，还是做马林斯基歌剧院。我就又找了做纯现代主义的约翰·费舍尔（ John Fisher）去，费舍尔戴了两层口罩去重庆，项目方案顺利通过。两个月后，美国在伊拉克开战，俄罗斯抗议，埃里克·欧文·莫斯的歌剧院方案落选，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见到他，看见他情绪颇为低落。这就是两难的选择的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