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廖信忠 命运带着我往前走

在内地生活的七年间，被打上“台湾畅销书作家”烙印的廖信忠除了继续写作，还卖起了手工巧克力。生活在上海，游走在中国各地，一路上，他听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的事情好多！”廖信忠一到北京，就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最近，一个出租车司机启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就披了个马甲在网上写小说，故事稀奇古怪，但他坚持，“这都是那个司机自己讲的”。

廖信忠爱聊天，大多数时间他就待在咖啡馆里，要上一杯咖啡一块蛋糕，然后像个话痨一样跟店里形形色色的客人“搭讪”。哪怕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也是一副主导者的模样—经常是一个问题抛出来，他用三两句话迅速回答完，要不把记者的思路引导到别的地方去，要不就索性抛给记者一堆自己的疑问。

比起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廖信忠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听故事的人。

经历的那些事

今年是廖信忠在上海的第七个年头。2007年，他为了一个女孩子从台湾来到上海，那年他正好三十岁。恋情无疾而终，但这次出走异乡，却开始了他的另外一种生活。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他出版了《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两本书，还写了不少专栏，“被推上了”作家这个位置。今年的他已经37岁，依然未婚。而他好多同龄的内地朋友们，孩子都上小学了。

所以他对年龄有些“恐慌”，“天哪，我已经快四十了！为什么你要聊这个话题，提起我的伤心事。”他用柔软的台湾腔抱怨着，摆出夸张的表情，丝毫没有年近不惑的样子。

外表也不像。在咖啡馆里的他随便地穿着T恤短裤，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家里走出来，打算到楼下买包烟的样子。的确，他住得也不远—前阵子，他刚搬进离这家咖啡馆不到十分钟路程的大楼里，与他一起居住的还有一只猫。猫是捡来的，据说有一天它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因为“长得漂亮”，廖信忠便收下了这个“室友”。

不到外地工作的话，廖信忠的生活节奏很单一。他早上带着电脑出门，来到离家步行不过十分钟的咖啡店，除去中午出去走一走的时间，基本上一待就是一整天。他在咖啡店里“写作业”—给出版社写稿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在跟店里的客人聊天。

他的“搭讪”一般以这样的问句开头，“啊，你在看什么”、“你从哪里来”、“你是学生吗”……有时，刚聊个两句就“觉得聊不太来”，这场搭讪便就此结束。更多时候，咖啡店里的客人会跟他聊得起劲，两人互相交换一些有趣的故事。“大家聊天都很喜欢用‘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方式开始讲故事，所以，我收集了很多‘有一个朋友’的故事。”

在新书《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里，他写了很多别人的故事。与上一本《我们台湾这些年》中主要写自己的经历和台湾的历史事件不同，新书更像是一个个小故事的集合。他写贴大字报的台湾学生，也写“阿兵哥”的金门之恋，还写一个嫁给北京老公的台湾女孩，全是他“收集”回来的故事。“这本书其实是半虚构性质的，我把很多人相似的经历糅合在一起，放在一个故事里。”

他还有一家专卖手工巧克力的淘宝店。大学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巧克力公司，时隔十多年，现在又重拾旧业。制作巧克力的工作室就是他自己的书房。淘宝店生意不错，但因为老板实在太忙，总是不时挂出“休店一周”或“休店一月”的通知。

廖信忠的生活状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很宅。待在上海时，如果不是为了特别的事，他便只在离家半径一公里内的领域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老是在各个地方间游走：台北是他的故乡，但他现在常居上海，而北京和广州，则是他最常去的两个内地城市。

他对北京的观察很有趣，“在北京，你会见到很多自称是作家的人，可是从来没出过一本书。还有很多艺术家，但你也看不到他们的作品。而且，北京是一个圈子的社会，你只要混对圈子，就绝对不怕没有人帮助你，就绝对活得下去。”

因为聊的是关于台湾的话题，廖信忠也观察到不同城市的言论尺度。“北京有种天子脚下的感觉，他们会说，‘我们什么世面没见过’；在广州，他们会说‘我们广州最自由，你尽管讲’；但是在上海做活动，约束就比较多，主持人会在台下告诉你‘不要讲不要讲’……”

早在大学时代，廖信忠就很爱到处走走看看。他常常自己一个人跑到内地的城市旅行，一开始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后来又跑到四川、重庆等地方。他并不热衷于旅游城市，只要是个陌生地方，对他来说就有吸引力。

采访之时，恰逢他刚从乌鲁木齐回上海不久。实际上，这场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游走，是不期而遇的旅行。一个月前，他正在广东做活动，接下来的行程是到西安。他想，既然都到了西安，不如就再往西走走吧，于是便自己制定了一个旅行计划，一路到了青海，后来又到了乌鲁木齐。不过，由于证件遗失，他在乌鲁木齐的三天几乎一直待在酒店里写稿，对此他倒是非常乐观，“算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宅，哈哈。”

廖信忠的很多朋友，就是在各个城市旅行的过程中认识的。其中一大拨是咖啡店的老板。像是北京雕刻时光的老板庄仔，和他就是许多年的好友。大学时代的廖信忠多次到北京旅行，住着青年旅社，骑着自骑车在胡同里窜，混迹在北京文艺青年常去的那些地方。也就是在那时，他认识了庄仔。有一回廖信忠的钱包被偷，还是问庄仔借了2000块钱才顺利返回台湾。认识十几年，对廖信忠而言，庄仔是自己少数会敞开心扉“谈人生、谈理想”的朋友。

在上海，廖信忠新家的附近也有一家他几乎每天“报到”的咖啡店。咖啡店老板早已跟他熟识，还开玩笑地给他下了“有人的时候搭搭讪，没人的时候打游戏”的评语。

不宅的时候，廖信忠会到处走。路上那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小店，却总是能被他发现。采访和拍摄本来约在他常去的咖啡店，但那家店当天正巧关门了。廖信忠很快又找到一家气氛不错的咖啡店，那是他在回家路上偶然看到的，“这里以前是个按摩店。我一天经过，发现它的招牌换掉了，进去以后发现变成了咖啡店。”那家新发现的咖啡店很是奇妙，推开一扇小小的门，进去以后却别有洞天，里面宽阔、明朗，最深处还有一个长满绿植的院子。于是，廖信忠又多了一个可以“换个地方宅”的场所。

每次去一个陌生城市，廖信忠都不喜欢做攻略，也不用咨询当地向导。“很奇怪，我总是能不看攻略，就找到那些好吃的小店，有趣的小路。”这大概就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独特嗅觉吧。

遇见的那些人

2007年，因为正好有一个工作机会，加上当时的女友是上海人，廖信忠来到了这个黄浦江边的城市。在内地生活两年后，他赋闲在家，无聊之余开始在天涯上写一些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待台湾的文章，语言生动有趣，又很“接地气”，颇受网友欢迎。读客的编辑发现了他，迅速把他签了下来。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台湾这些年》。

那一年读客刚创立不久，全公司包括老板华楠在内只有五个人，办公地点还在北京。一个新人作家，一间新公司，就从那时开始建立起联系。后来，廖信忠和华楠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段友情延续到现在已经五年。“华楠根本就是‘教主’，讲话很有煽动性。”

“我跟读客是有‘革命情感’的，”廖信忠说，“他们公司上上下下我都认识。”读客从北京搬到上海后，他不时去公司闲逛，每次去都抱回一大堆公司新出的书。“看到一起成长的兄弟事业现在做大了，感觉还蛮开心的。”

第一本书虽然审了两年，但出版以后一下子成了超级畅销书，廖信忠身上也多了一个“作家”的标签，一些文化活动开始频繁邀请他，他也渐渐接触到一些作家和文化人。

第一次见到莫言是在广州，廖信忠自己正被一个写作上的问题困扰。于是在吃饭间隙，他向莫言抛出了一个很深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在他的书里表达他的世界观、宇宙观、哲学观的话，你觉得是书里面这个人用对话的方式讲出来比较难，还是用小说的情节来表达比较难？”

“可是我忘记他怎么回答了！”廖信忠忍不住大笑。后来，他自己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以前觉得是用情节比较难。但是现在我觉得用对话的方式表达会更难一点。因为你同样的哲学观、宇宙观，在小说里，人物可能因为不同背景、见识、学历，甚至居住的地方，讲出不同的话，而他们对每一件事情的解释和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

虽然已经记不得莫言当时的回答，但廖信忠却清晰记得他在饭桌上对莫言的调侃，说的是莫言新书《蛙》的发表会居然请郭敬明来站台的事。“那时候我跟他不熟，还敢调侃一下他。”廖信忠笑着说，“啊，我太大胆了。”说着，他语调变得戏剧化起来，配合着手上的肢体动作，看上去就像是个顽皮的小孩。

同样因为《我们台湾这些年》，他还成了台湾官员了解台湾普通民众想法的途径。前几年宣传这本书时，有些在内地的各地台办官员会悄悄坐在台下听，“他们一直都是精英官僚，可能无法理解普通台湾民众的想法。”后来，各地台办还把廖信忠请到了办公室去交流，“其实就是随便聊聊天”。他觉得这种交流很有趣，因为他也想知道这些官员“对台湾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

廖信忠从小生长在台北，却一直爱看台湾的“乡土文学”。大学虽然念的是哲学系，他却看了不少小说，黄春明和陈映真都是他读书时最喜欢的作家。“那时候比较热血，乡土文学表达了很多对本土事物的情感，还有发掘本土的一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廖信忠就是个“愤怒青年”，“我大学时都不念书，整天去参加抗议活动。闲得很。”

廖信忠出生于1977年，上世纪90年代末念的大学，其时台湾经济起飞，各种社会活动如火如荼。“更早的时候，社会正要开放，大家能关心就只有政治。到了我们那时，变得很多元化，大家可以关心的点很多。你可能喜欢动漫，也可能喜欢美国电影，还有人可能会关心偏远地方的社会服务。”

在多元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廖信忠，即使现在已经很习惯上海的生活，但他的做事方式、思考模式、生活习惯仍然是“台湾式”的。比如，在他身上，没有这一代内地年轻人身上常见的关于“成功的焦虑”，而是更加随遇而安，追求自己想做的事。

廖信忠最近看到《圣经》里的一句话，深有感触。“《约翰福音》里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你年少时束起腰带随意行走，你年老时要伸出双手，别人要将你束上腰带，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比较能体会。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开创自己的命运，但是你奋斗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年纪时，你会突然发现，已经不是你要开创命运，反而是命运在带着你往前走。”

“就像我现在已经被推上作家这个位置，很多事情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要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角色。”廖信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