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治委的名字又改回去了更名——升格——扩权——更名……

“2011年那次更名后，综治委感觉像个小政府，什么事情都要参与下。”

综治委恢复原名后，那些增加的职能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公开说法。

中央综治委再次更名了。2011年8月之前，这个机构的全称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治安综治委”），2011年8月后，名字改成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管综治委”）。

2014年10月17日，中央综治委全体会议在京召开时，名称又恢复成“治安综治委”。

关于这次更名的目的，今年7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参加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座谈会时，曾提到中央已决定将综治委恢复为原来的名字，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平安建设”。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此次更名酝酿已久。2013年7月，有权威消息人士就已表示，由于“社会管理”涵盖范围太广，综治委协调起来有困难，中央正考虑将名称改回去，回归到“治安”本位。

“综治委”成员单位达51个

“治安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刑事案件猛增，治安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治安综治委”，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进入本世纪之后，“社会管理”逐渐成为热词。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并决定将“治安综治委”更名为“社管综治委”，当年8月21日，“社管综治委”正式成立。

综治委主任一直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尽管被委以重任，但综治委并不是常设机构，而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主要工作由成员单位共同完成。

在“治安综治委”时期，有40个成员单位，包括公、检、法、司、中办、国办、武警部队等。更名为“社管综治委”后，又增加了11个成员单位，有外交部、中央外宣办、中央维稳办、人大法工委、发改委等。

成员的增加，是因为综治委更名后职能扩充，增加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在具体工作方式上，综治委采取的是“专项组”方式，“治安综治委”时期，有5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更名后增加到8个专项组。每个专项工作都由若干个成员单位共同完成，并确定其中一个部门作为组长单位。

例如“实有人口”专项组，其任务是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服务管理体系，成员包括公安部、计生委、央行等15个部门，公安部是组长单位，“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的组长单位是教育部。

更名为“社管综治委”后，为体现“社会管理创新”，增加的3个专项组分别是“社会管理法律政策”专项组、“社会治安”专项组、“两新组织”专项组，其中“两新组织”专项组的任务是推动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工作。

更名后，原来的“流动人口专项组”被改成“实有人口专项组”，将“铁路护路联防专项组”更名为“护路护线专项组”。“特殊人群”专项组，“预防青少年犯罪”专项组没有变化。

除了8个专项组，综治委还有一个办公室（即“综治办”）承担日常工作，但“综治办”不单设机构，与中央政法委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兼任政法委副秘书长，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北池子大街。目前，中央综治办有四个内设机构，分别是综治一室、二室、三室、四室。

升格、扩权

上一次综治委更名后，一个外在表现是其领导成员规格提升。中央的提高规格的做法被地方纷纷效仿。在“治安综治委”时代，地方上一般都是省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更名为“社管综治委”后，半数以上省份都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少数省份如福建、河南、上海则由省（市）委书记兼任。

在基层，专职干部则得到了高配，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广东省在镇街采取全部由党（工）委书记任综治委主任、副书记任综治办主任的模式，同时将综治办专职副主任高配为副科级（广州、深圳为副处级）。

领导规格提升后，机构随之扩充。更名前，浙江省综治办有2个内设处室，更名后增加到4个。更名前湖南综治办的内设机构也是2个，更名后增加到3个。南方周末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综治办更名后，至少有20个省份的综治办进行了机构扩充，一般都扩充2个左右，只有上海、江苏、重庆、青海等少数省份维持在原来的数量。

各地综治委更名后，一般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成立了8个专项组，但也有省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成立了有针对性的专项组。比如云南就多成立了一个“边境管理专项组”，其综治委的成员单位也增到了67个，远远多于中央综治委的51个成员单位。

经历升格、扩权之后，综治委在部署具体工作时的涵盖面开始变宽变广。

2011年更名前，“治安综治委”印发2011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时，基本围绕治安防范、矛盾纠纷排查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涉及社会管理创新。但2012年，“社管综治委”印发当年工作要点时，在“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这一节，已经延伸到推进城镇化建设、推动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整等经济领域话题。在谈到加强整体规划和培育，推广社会管理创新典型时，要点还提出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低调复名

“2011年那次更名后，综治委感觉像个小政府，什么事情都要参与下。”浙江某县级综治办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社会管理创新“更像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2012年后，综治维稳、信访、司法行政的工作进展都被视为社会管理创新。在重庆，民政社保、矛盾化解、劳动就业、优抚救济、农业建设的平台建设，也被视为社会管理创新。

作为综治委成员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2012年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情况时，拿出了全年受理、审结的案件数量等“日常工作”作为事实支撑。

实际上，最晚在去年7月，中央已经觉察到“社管综治委”涉及面过宽的问题，有点“拉不动”。当时就有权威消息人士说，综治委的名字可能改回到“治安”，其职能也将回归。

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另一背景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法委产生后，开始进行“削权”和“瘦身”，包括不再干涉个案，剥离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办公室，职能向“社会治理”回归等，加大了推动执法的力度。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的综治委，也计划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回归。

与2011年更名不同，这次将名字改回“治安综治委”显得低调，中央文件下发后，官方媒体并没对此事做专门报道，只是在一些工作中悄悄使用原名，如以综治委名义出书、下发文件时，已经使用“治安综治委”的名称。

2011年那次更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醒目位置给予报道，“社管综治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时，7名副国级的副主任悉数到场，每人都发表了讲话。会后，多名专家接受媒体采访，论证将“社会治安”改为“社会管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此次恢复成“治安综治委”的名称，孟建柱在今年7月15日的讲话中已经提及，但直到10月中央政法委主管的《长安》杂志刊载了孟的讲话全文，后又被政法媒体转载时，都没有将更名作为“新闻点”处理。

从“治安综治委”改为“社管综治委”时，综治委增加了一些职能，此次恢复原名后，那些增加的职能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公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