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架】年少读书旧事
金庸小说给我最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郭靖、杨过、乔峰，才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而非谭咏麟和张国荣。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更是不知不觉深印在心，从此难忘。
责任编辑：刘小磊
周保松
金庸小说给我最多的，是一种人格教育。郭靖、杨过、乔峰，才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而非谭咏麟和张国荣。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更是不知不觉深印在心，从此难忘。
我1985年移民香港，1987年考进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读初三，一直读到1991年入中文大学。还记得初入何官，最大的感受，是学校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不算大，藏书不算多，对我来说却已是天堂，因为之前在大角咀的中学，只有一层楼，连校舍也谈不上，完全没有读书的环境。进了何官，我是入了一个新天地，开始我的少年读书时代。
图书馆借书的人不多，有木造的长书台，有各种绿色小盆栽，午后还有阳光穿过窗口，一条一条打在书架上，造出不同光影。我那时活得有点忧郁，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安静看书，直到学校关门。读课外书，成了我生活最大的寄托。现在我每一忆及那些零碎片段，就会想起岩井俊二的《情书》。不是因为女主角藤井二，而是因为电影中的色调和情怀，总能在我的图书馆时光中找到线索和共鸣。
我在图书馆读过什么，大部分忘记了，大抵是《读者文摘》和《突破》之类，健康又励志。不过，图书馆很快便不能满足我的读书欲，因为太少我想读的书。现在回想，我开始明白背后原因。一是学校投放在图书馆的资源不多，每年用在购书的钱有限；二是作为官校，选书方面一定很小心，不可能给我们读到太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不过，这对我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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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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