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全球气候博弈】气候谈判：中国为发展权而战

２００４年，德国波恩，ＩＰＣＣ附属机构会议的谈判现场。右一为中方代表邹骥  邹骥／图

    今年４月，ＩＰＣ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于１９８８年建立）在布鲁塞尔批准第二个工作组报告的时候，中国和欧盟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对决”场面。
    对决的焦点之一就为了一个字，加不加“ｖｅｒｙ”，即该报告到底该定性为“有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还是该定性为“有非常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这个“ｖｅｒｙ”，中国和７７国集团代表与欧盟国家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翻来覆去吵得乏极了，他们（７７国集团代表）都离开了会议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几十个欧盟国家代表说ＮＯ。”中国谈判代表吕学都说。
    这种中国和欧盟对决的场面同样也出现在ＩＰＣＣ另两个工作组报告的批准谈判中。
    “欧盟总是希望所有ＩＰＣＣ评估报告都能够为欧盟领导人所确立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服务，这实际上是对报告科学性的一种损害。” 吕学都说。他是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ＩＰＣＣ只是气候变化中国谈判代表团的一个战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各国政府团角力的主战场。在这里，熬夜甚至通宵达旦的谈判是家常便饭。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最后阶段的谈判就连着谈了５６个小时。
    一百八九十个国家，一人讲一分钟，那都要３个多小时，更何况还要熬夜争，难怪有一位谈判代表私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候听到要去谈判都害怕，“那真是个体力活”。
    更让人无奈的是，即使熬夜谈，也常常进展极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上个月刚参加完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约机构和科技机构会议。他负责两个议题的谈判。谈了５天后，一个议题没达成任何协议，另一个则达成了一个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ｔｉｏｎ）——决定再开一次研讨会。
    “这种谈判有时候非常缓慢。” 邹骥承认。
    正是在这种常常为一个字、一句话耗时耗力的谈判中，气候变化中国代表团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这种谈判谈出来的发展空间还能不能在２０１２年后继续，取决于现在正在进行的后《京都议定书》的新一轮谈判。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谈判都很重要了。”本周一，国家气候变化对外协调小组办公室副处长李丽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上周Ｇ８峰会上，已经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传递了一些积极信号。布什表示美国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致力于推动在２００９年达成一项气候变化国际体制的全球新协议，以取代２０１２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已经代表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十多年的李丽艳今后将更加忙碌。不过让她高兴的是，在６月４日中国首次颁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之际，她所在的国家气候变化对外协调小组升格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发改委主任马凯换成了总理温家宝。
    “今天管你说不说英语，中国国内的事情就是国际的事情，所以现在气候变化在国内的急剧升温也是常理之中。” 邹骥说。
    南方周末：今年２月、４月和５月，在分别批准ＩＰＣＣ三份工作组报告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谈判对决，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和中国之间展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下的系列谈判中，国外媒体也总是在报道中国态度强硬。我们到底和谁在争，争什么？
    邹骥：跟发达国家争。《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一条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就是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实施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参与公约和议定书履约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向他们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情况。
    现在谈判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发达国家认为已经尽到义务，不愿意真正投入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减排温室气体。而我们认为发达国家转让得不够大，不过快，不够多，不够广，甚至连以前承诺的他们都想淡化跑出来。
    南方周末：当我们提出发达国家并没有按照承诺实质性地转让技术和提供资金援助时，他们怎么回应？
    邹骥：他们通常说，你看，我们在你们国家搞了一个什么示范项目，干了一件什么好事，弄出一张照片来。其实到底资金提供多少算够，转让什么样的技术，转多少，目前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大家正在谈。就连标准都在谈！
    一个基本事实是，发达国家公共预算开支用于和发展中国家合作里的，大概相当于一人省吃一个麦当劳，而麦当劳在西方国家很便宜。这个标准非常低，他们已经提供的钱和他们的经济总量和家庭收入比，杯水车薪。
    而关于技术转让，我们提出至少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转让速度，二是转让规模——你是小打小闹弄一点，示范示范搞点新闻效应，还是真抓实干，三是转让范围——你是弄了一个机组，买个炉子，但只能在这一点上发挥作用，其他汪洋大海大部分都享受不到，这说明转让效果还是不好。
    上个月我们在波恩谈，这也是当时谈判的一个焦点。
    南方周末：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舆论经常把中国说成是Ｍｒ． ＮＯ?穴不先生），您怎么看？
    邹骥：我记得去年内罗毕谈判的时候，有一个决议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个不同意的意见，一时间会场内谣言四起，一些人也跟着摇唇鼓舌，说我们是阻碍谈判的进程。有一些国际上的朋友很着急，海外华人碰到我说这怎么办啊，多影响国家形象啊，说中国又开始说不了。
    我说中国就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封锁中成长起来的。陈毅当年当外长时就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过去都没怕什么，今天就这几句话说得就惊慌失措了？我们自己认准了道理和方向，是黑的他也说不白呀，最后总会真相大白的。所以在这种国际场合，把道理认清了，该坚定的立场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不为外界所动摇。
    南方周末：究竟是一个什么决议中国不同意了？
    邹骥：我们就一个程序性问题表达不同意见。当时底下的意见还没表达完呢，会议主席就要敲锤子做决议，中国代表就举牌子说现在不能通过这个决议，意见还没发表完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有的人就是要趁你不备，浑水摸鱼，那当然不行啊，这事得说清楚。谈到最后通过了。在谈判中这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不排除有人看你崛起不高兴，想给中国设个套。在国际场合里确实充满了斗争。
    南方周末：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是强制减排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主张不能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减排就意味着发展受阻吗？减排和发展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邹骥：要看发展阶段。大体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上升。经济发展必然要提高能源使用，能源现在主要用矿物燃料，因为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烧石油柴油烧煤的多了，温室气体排放自然就多了。
    经济发展到高级或发达阶段，因为有了更好的技术、更雄厚的资金条件、更好的人才、更完善的管理体制，有可能通过转换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把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这样就能做到经济又发展，排放又减少。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就二氧化碳而言，绝大部分国家，包括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似乎现在都没有达到峰值，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排放也依然在增长。
    发达国家，即使他们有技术，能效高，经济结构已经大大依靠服务业，同时已经把很多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他们即使这样排放还在涨，排放控制还这么难。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排放控制就更难了。
    中国属于发展早期，在峰值左侧，现在是大干快上、处在排放强度最强的历史阶段。道理很简单，中国原始资本积累有一点底子了，现在可以投点资搞基础设施建设了。干得最基本的事就是盖房子，修路修电厂。反观工业革命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逾越这个发展阶段。
    上次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特别代表找我，说加州准备搞减排了。我说不要忘记一个事实，那就是加州基本不用再修高速公路了，电厂、房子基本也盖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也应该去谈减排了。而中国的路还远没有修完，房子还远没有盖完，还有这么多老百姓住房条件还很差呢。中国有６６４个城市，污水处理率平均下来不过２０％。北京都要开奥运了，明年处理率到９０％。处理率后面意味着大规模的基建，修污水处理厂，修污水管网。中国还要把农民变成城里人，无论是到城里来住还是就地发展小城镇，这又意味着得修自来水厂，修电网，修马路，修天然气、污水管网，盖房子，这些都修齐了，才有可能叫城市。修这些东西需要什么？都需要钢材、水泥、沥青、玻璃、陶瓷这些化工原料，生产这些东西要耗费大量的能源。
    中国现在是进入一个能源强度非常大、排放也很大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只有中国把这些基础设施都基本完成了，才有望进入一个所谓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低碳经济。
    我跟加州的代表说，谈知识、信息、低碳，必须坐在钢筋水泥里面谈，不能坐在茅草屋里谈；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你可以坐飞机过去，而不能赶着牛车过去。
    经济增长了，排放也要增长，而且这时候排放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现在的技术不可能搞经济不排放。当然我们也梦想有一个技术变革，又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可现实是马儿还在吃草，不仅吃草，还在拉马粪。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排放份额，这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排放就变成了一个发展空间的问题，发展潜力的问题。
    就像胡锦涛主席在Ｇ８会议上说：“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个发展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无节制地去排放，可以为所欲为地污染。恰恰正是因为面临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要下大工夫尽可能少排放少污染。换句话说，就是要精打细算节约地使用自己的排放空间，因为排放空间是种战略资源，跟石油煤炭森林是一样的东西。中国要发展肯定要用这个东西，你不让我用不行，但我们也要省着用。
    对外我们要求用，对内省着用，我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气候政策的两分法，处理排放与发展的核心论点。
    南方周末：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比如，美国就已经明确表明，中国和印度不减的话，全球也不可能大减。您对此怎么回应？
    李丽艳：客观地说，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现在是第二大排放国，确实是中国不减，全球也减不下来。
    但我们更关心怎么减，后果是什么。在６月４日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也说，“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要有一个平衡，要有一个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
    中国在国家方案中明确坚定地规定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是国家的内在需求，除此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正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宣传节能减排，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在做。但排放这事不是一天见效。像今天的气候变化，也是过去二三百年排放逐渐形成的，是积累的结果。
    我们强调通过技术来减少排放，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强调，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国和日本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得最厉害。没有清洁技术，怎么减？
    另外，结构不调整，怎么减？现在发达国家纷纷把重化工业转移到中国。中国生产太阳能的板，９０％都卖到德国去了，而排放都留在我们这边，他那儿享受的清洁太阳能是靠我们这儿的排放支撑着的。国际生产链这种顺序不改变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中国有些专家正在做国际贸易中的能源内涵，也就是说从国际统计口径，有多少产品排放留在中国，但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的？这也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就像我本人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谈技术转让谈了１０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特别受挫折。
    南方周末：气候变化国际体制的谈判被认为是继ＷＴＯ之后最重要的一场国际谈判，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谋求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在国内的关注度远不如西方。你们这些在一线战斗的战士，尽管为国家争取了最大化的利益，但仍然是默默无闻，特别是和当年中国加入ＷＴＯ谈判的那些谈判代表比较。这是什么原因呢？
    邹骥： 前不久，英国《卫报》的记者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意识这么弱呀。我问，你们英国公民担心失业吗？不担心?选有失业保险。生病担心看病没地方报销吗？不担心?选都有社会保障。养老金是不是也够你们正常生活呢？够了。那我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有点钱怕毛了，毛了买不起房，娃娃上学交不上学费，得了大病没地方报销看不起病，养老金还没着落，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去考虑亚马逊的森林、印尼的珊瑚礁、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如果换一个英国人还在为生计考虑，他会去考虑这些吗？
    这跟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政府能力、是否有足够预算有关，跟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是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在提高，这也是大势所趋。
    南方周末：这一两年来，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的说法越来越多。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中国在新一轮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谈判中，期望得到的最好结果是什么？有人说，中国很可能也要做出某种量化的减排承诺。
    李丽艳：我们的底线是不会做一个量化的绝对的减排承诺，因为这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
    公约说了，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施公约，取决于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承诺。实际上这一条基本没有实施。我们都是自己在做很大的努力。
    至于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能做到什么，按我们现在的理解，现有的公约４．１条所有缔约国所做的承诺，比如国家方案、国家信息通报等，我们现在都在做。
    现在别人可能对你期望更高，那就要到谈判的时候走着看了，看大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