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告别激进民族主义

陈才俊：章先生，作为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您很早就呼吁不分民族、国界、信仰、主义，携起手来，吸取一切有益的精神资源，共同重建新的人类文明。

章开沅：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同的文明与价值体系彼此冲突、博弈，引发巨大的动荡；全球不同信仰、民族、价值观的公民表现出大异其趣的心态。1990年8月，我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职，应邀前往美国及港台地区工作多年，有更多时间思考一些有关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方面的问题。

反思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但在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层面，付出极惨重代价——两次世界大战，连绵不绝的局部武装冲突，尤其是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恐怖时代。这一百年，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精神文明的破坏，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均史无前例。20世纪末，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单纯的物欲追求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信仰迷失、道德沦丧，吸毒、自杀等自残行为也急剧增加。人正在毁灭自己！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陈才俊：20世纪初，进化论在中国风靡一时；知识界趋之若鹜，附之者众。章太炎（1869—1936）则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情状与文明征象提出过警示。1906年9月5日，他在《民报》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对当时的“进化论热”予以审视，对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后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予以预测。

章开沅：章太炎对其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精神建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对舶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持有独到的批判见解。他的《俱分进化论》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

陈才俊：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不惑之年的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池田大作进行“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汤因比说：“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显然，汤因比当时已对现代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达了深沉的忧虑。

章开沅：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维度。他相信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他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能借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