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话之六】福泽谕吉的预言

对照两本《劝学篇》，明显感到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完全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上。张之洞提倡的“宗经”、固守的“三纲五常”和津津乐道的“中体西用”，正是福泽批判的迂腐谬论；而福泽提倡的“平等”、“民权”、“独立”、“自由”、“文明”之论，正是张之洞批判的异端邪说。

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曾在外国炮舰威逼下签订过不平等条约，都曾从闭关锁国被迫向欧美各国开放通商口岸，都曾在面对“攘夷”与“开国”的抉择时有过激烈的抗拒和论争，都曾在固守传统文化与引入西洋文明之间忧虑彷徨。但因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两国自1868年（明治元年）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其结果是，27年后，日本战胜中国，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清朝依旧是内政腐败，战乱频繁，民穷财困，濒临亡国的边缘。回首往事，国人莫不扼腕长叹，然时过境迁，任何感慨和怨恨都无意义，惟有找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对于启迪愚氓，儆省后人，或有些许益处。

鸦片战争前后的日本国情

日本是个岛国，在航海不发达的古代，海洋像一道天然屏障，保护日本从未遭受邻国的侵占。

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只有清朝的3.38%，比两江、两湖总督的辖地都要小，但海岸线却有3.4万公里，优良的港口比中国多得多，其海运、捕鱼业及航海技术远比中国发达。日本的人口在明治初年增长到3500万，只有同期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但在东亚已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之大和耕地之匮乏，使得日本已到了自然条件所能养活人口的最大限度，粮食缺口只能通过海洋捕鱼来弥补，而煤、铁等矿物资源的稀缺，使得日本在19世纪工业化来临时，较之中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接受过中国文化，从未受过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日本虽自唐代起就引进中国文化，但并未全盘中化，在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早在秦汉就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明、清又在元朝行省制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帝制，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进入了类似中国东周遍地诸侯的封建社会。

整个16世纪，有实力的诸侯都在进行战争和兼并，一百年后，日本才又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胜利者德川家康袭用“将军”这个旧称号，把全国划分为自己的和封臣的领地，“他把全国四分之一农田和全部大城市、海港和矿山划给自己。在245个到290个封臣（数目因时期不同而异）或称‘大名’中，最小的只能生产一万石米。”领地共分为三个等级：有的分给德川家康的儿子和亲属，称作“亲藩大名”；一部分较小的领地封给了早就追随德川的旧臣，称作“谱代”，或“世袭大名”；他的主要盟友和战争中的有些敌人，称作“外样”，或“外部大名”，他们获准保留西部和北部边区的较大领地。“将军”和每个“大名”一样，自己都拥有一大批直属的武士家臣。（参见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pp68-69）

天皇住在京都，表面上受诸侯拥戴，但既无财权、军权，又无治权，只具有象征意义，德川家族的历代将军自17世纪初就是诸侯的最高统治者，将军通过设在江户的&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