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潘洗尘 诗与远方

数十年走南闯北的历程中，潘洗尘的脚步一直迈向未知的远方，却从未走出过诗歌这片江湖……

潘洗尘 诗人、企业家。创办《读诗》、《译诗》、《评诗》、《诗歌EMS》周刊等多种诗歌刊物。现为天问文化传播机构董事长。

1983年，潘洗尘写下《六月，我们看海去》的当下，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海。

但这篇描写想象中的海的诗歌，感动了太多人。八十年代看过这首诗歌的诗友，将其和日本名曲《海滨之歌》相提并论，称之为自己“带着咸咸海风的青春回忆”。四川的儿童作家彭巧玲则以这首诗歌为主线，创作了长篇童话《忧郁的紫藤》。更不用提后来入选2004年普通高中语文课本的后话了。

诗人潘洗尘后来的身份是一个商人。他严格遵循着自己早早定下的计划，在45岁的黄金年纪准时退了休。其后的八年里，他在公司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48小时。

“我走了全国这么多的地方，唯有大理对诗歌最敬畏”，最后，潘洗尘选择定居大理。“大理的好就是让人的心落地，安定下来。跟我过去那种追求动荡多变的生活不一样，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损耗。”

北京，隐居时代

闭门

不造车

闭关

不修行

自闭者的闭

仅仅是为了

闭紧或紧闭。

——《自闭症患者》

在潘洗尘十几年一个人的生活里，独自北漂的时间占去了七八年。

一处住所，几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没有出去见人的冲动，也没有离家赴约的打算，更不参加任何活动。

所有朋友想要和他碰面，就得去他的住所找他，比如说翻译家树才，诗人宋琳、莫非。“我连吃饭都不出去，我几乎觉得北京这个城市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隐居时代”的潘洗尘打发时间主要靠两件事：在手机上玩斗地主，以及熬夜煲国产电视剧。

即使在手机上，潘洗尘也更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他单机斗地主（人机对战），一年就能攒下30万分。通常情况下，每玩三十分钟斗地主能获得一百分，一个小时两百分，一百个小时两万分，一千个小时二十万分。三十万分的概念，等同于一千五百个小时，不眠不休玩上62.5天。

潘洗尘还靠着看国产剧打发时间，不管是抗日剧还是时装剧。他基本不太挑，只要这些电视剧能够把他的时间都占满，什么都不用想就成。“哪怕是最烂的电视剧，最差的导演，最差的故事，最差的演员，但它那种主题倾向永远是好的”，潘洗尘总结，“所以我觉得那些轻生的人，大概都没有斗过地主，没有看过电视剧”，他边说边掸了掸烟灰，“我的这两个爱好，又臭又长又烂，老是不被大家所理解”。

这种迷茫的日子，大概有两年，潘洗尘的生物钟是毫无规律可言的——他经常性失眠，深度焦虑。他自称深度自闭症患者，因为社交恐惧，而把自己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潘洗尘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恐人”。

潘洗尘认为，人的情绪就像女人的生理周期，一定有一段时间处于低落状态，一定要想办法扛过去。有人因此寻衅滋事，有人就像他一样，用斗地主、国产剧，或是其他的方法填补这一段迷茫低落的时光，慢慢地把这些不舒服的“结石”自我消化掉。“我不会去寻求外界帮助，也不会跟人倾诉，我自己有能力把这些东西消化完。”

焦虑、苦情、严肃⋯⋯这些词成了诗人潘洗尘北漂时代的主要印记。即使现在已经搬到风光如画的大理，有些当年的“症状”还是不由自主的延续了下来——比如说他还看《大漠苍狼》，比如说他依旧每天两三包烟。“在世纪初的时候，我曾经给我自己列过几大热爱：首选是香烟、诗歌、足球，然后是爱情，事业是放在最后的。” 

东风村，回不去了

即便是用显微镜 也很难分辨

故乡的位置了

雪 覆盖了整个村庄

白茫茫 白茫茫 白茫茫

我的舌头发冷 连吐出的词

也被冻得僵硬

走不出去 也回不来

这才是心灵的末日

——《故乡的冬天》

东风村这个在红色中国并不独特的名字，目前出过最有名的人，大概就是潘洗尘。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兴安乡东风村”，前两页满满的全都是诗人潘洗尘的履历：“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兴安乡东风村。”至于这个小村子究竟有多大，村里到底有几个姓、多少人口，即使有了高科技的网络，也很难有确切的数字定论。潘家三代人，从爷爷开始，就生活在这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村子里。

潘洗尘的爷爷潘润泽是个识文断字的人。潘洗尘说，他和历史上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一样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算作旧乡绅的潘爷爷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旧社会的乡绅到了新社会就变了味。“刘少奇被整，他就被说是刘少奇的毒瘤，被扛着去游街示众； 彭德怀出事就被说是彭德怀一伙的； 林彪出事，他就是林彪一伙的； ‘四人帮’被抓，他就是被安插到黑龙江的爪牙，”潘洗尘说，“每次中央运动，他就是最下边挨整的。”

上有老父，下有六个兄弟姐妹。潘洗尘的父亲不得不扛起来，在不满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牧羊，养活两个读书的姑姑，还有四个尚年幼的叔叔。

潘洗尘不止一次在作品里提到自己的父亲，比如收录在他最新诗集《盐碱地》里的《父亲这辈子》。这首诗开头就写到：“父亲出生的1937年/正是兵最荒马最乱的年代/何况我的家/就住在东北的松花江边”。

潘洗尘的父亲打过铁、刨过木、掌过勺。在小高炉四起、大炼钢铁的年代，做过铁匠的他便去打铁。后来铁没了，他就开始做木工，方圆几十里都是来找他打家具的乡里乡亲。再后来，潘爸爸开始做大厨，负责红白喜事上的大小吃食，从搭炉灶到掌大勺他都一手包办，最后还是远没有《舌尖上的中国》里那做均安蒸猪的同行混得好。潘洗尘还曾经拿这开过一个玩笑，“不想做木匠的铁匠不是好厨师，做什么都只能混个吃吃喝喝”。

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指望生产队那点工分，到秋后算账的时候，潘父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少年潘洗尘时常问父亲：“这里真的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吗？”潘父总是苦笑着无语，因为他也不知道，这首创作于他出生前一年、他自幼听着长大，并且伴随着儿子童年的国难歌《松花江上》里头描述的内容为什么跟他生长的这片土地是那样不同。

“什么漫天遍野的大豆高粱，全是扯淡，”今天的潘洗尘对此依然耿耿于怀，“我们家就正好在松花江边、松嫩平原上，明明是最肥沃的土地，偏偏挨饿了。”很多年后，走南闯北的潘洗尘返乡探亲，跟老父开口的第一句还是，“家里的粮够吃吗？”

潘洗尘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半工半读。每个星期平均两三天就要到生产队干活。干活的时候大家一组组分工，一组组合作。谁都不愿意和不会干活的潘洗尘分在一组。“在农村就是这样，只要不会干活，你就是没出息的人，受人欺负。”被村里人指责是“二流子”的潘洗尘，因为农活干得不好，总是受到排挤，哪怕他的读书成绩全村最好，也少不了被欺负。

但几年后，全村却独有潘洗尘一人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下称哈师大）的录取通知书。那是高二就高考的最后一届。村里的老师去公社办事，发现了一封给潘洗尘的信——正是哈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等通知书都拿到手上了，村里还有人说，老潘那小子如果能考上大学，那是人都能考上。但潘洗尘知道，“我不会在那个村子里待一辈子”。他还清晰记得那个高考的早晨，没有家长送，没有面包吃，潘洗尘喝了一碗粥，一个人到县城考试，“粥里有多少米粒，都数得清”。

潘父潘母送儿子读书，要顶住许多压力。一是村人的口舌，二是家里高筑的五六千块外债。比潘洗尘小一岁的妹妹，为了让哥哥继续读书，十岁时便决定牺牲自己的学业。

在潘洗尘到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村里另一大户人家因孩子高考落榜，一家人骑在潘家门前的矮墙上，骂了整整三个小时。“好像我一个人考上大学，就是有意在出他们家的丑，就是对他们家的忘恩负义。如果不是想到老实巴交的父母亲还要在村里讨生活，我真想冲出门去打折他们的腿。”

几天后，潘洗尘坐着轰隆作响的解放牌卡车，进了省城。150公里的路程，却足足颠簸了四五个小时。

后来，毕业后的潘洗尘辞了国家分配的体面的工作，南下深圳打拼。再后来，又再次回到当年读书的哈尔滨，真正地走上了创业之路。

哈尔滨，深圳，哈尔滨

我们我们我们是一群东奔西闯狂妄自信的哥伦布呵

总以为生下来就经受过考验经受过风霜

长大了不信神不信鬼甚至不相信我们有太多的幼稚

我们我们我们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标轴上

六月是我们的季节很久我们就期待我们期待了很久

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

——《六月，我们看海去》

潘洗尘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是新疆《绿风》诗刊1985的首届“奔马奖”。当时的潘洗尘是个大三学生，21岁。获奖的《六月，我们看海去》（下称《六月》）写在他初进哈师大不久的大一。

同一届获奖的还有李光武的《致中国》，当时的李光武29岁，杨然28岁，都几近而立之年，也算是潘洗尘的老大哥。李光武和潘洗尘都在哈师大的北斗文学社任过社长。而杨然曾经和潘洗尘在1985年《诗刊》刊授学院第二次改稿会上结识，当时潘洗尘的头衔还是“大学生诗人”，他和同辈的苏历铭、杨榴红一起去北京“拜码头”。“那个时候的诗人间，不论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都是热衷于通讯联络的。”

那会儿的联络，主要是通信。通信的内容，除了彼此切磋讨教诗歌技艺，还会通过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诗友/笔友推销自己的诗集。潘洗尘当年就在哈师大帮着杨炼卖他的诗集，一本本复印的小册子。更早的时候，这种诗集的自产部分是通过刻钢板然后推印完成的。潘洗尘本人没有刻过钢板，从他1984年开始创办《大学生诗坛》的时候，就是铅印的刊物。

1985年，潘洗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作及诗歌评论集《多情的天空》。也是这一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选登了全国近百位大学生诗人的代表作，引发了全国诗歌青年的回响。潘洗尘这个本来在大学生诗圈就已经响亮的名字，也在诗歌这块板子上，钉得更牢了。

1986年，临毕业的潘洗尘出版了第二本抒情诗集《历程》。

再然后，他就封笔了。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年代，诗歌和摇滚乐一样，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存在。而写诗的年轻人、唱摇滚的青年，则是需要打压和排异的对象。

因为写诗，大三曾经拿过黑龙江省“创造型人才”称号的潘洗尘，经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批示拿到了一个去报社工作的特批名额。但这个名额，后来却被不待见“不安心分子”的系领导硬配给了一个不写诗的“好学生”。虽然最后潘洗尘辗转还是去了报社，但当年的分配还是给这个在东风村就受欺负的青年更深的刺痛。当时谁也不会知道，这些刺痛会成为一个助力，让不惑之年回归诗坛的潘洗尘写出更多有力的句子。

写完《六月》的一年后，潘洗尘终于在大连见到了真正的海。眼前的那片海，并不像他在《六月》中描绘的如此震撼，这让他觉得“非常落寂，非常失落”。

潘洗尘费力地进入了那个原本就特批给他工作的黑龙江日报社，成为了一名诗歌编辑。为了避嫌，他甚至封了笔。但他就如同那个看到了海的大二少年，失落之极。半年后，他偷偷托人辞职，成为当年第一个主动提出离开党报铁饭碗的先例。“办公室里有五六十岁的同事，也是写诗的。他每天去书店买买书，回来就拿着茶壶喝水。我仿佛看到自己老了以后的样子，我受不了。”

于是，这个从东风村跑到省城读书的年轻人又一次跑了。他从来没有跑得这么远过。三月的哈尔滨冰天雪地，三月的广东却让这个北方汉子觉得掉进了澡堂子。他搞不懂这怪异的气候，更搞不懂当地人那闻所未闻的方言。从当年的旧白云机场坐了四个小时的中巴，潘洗尘终于来到深圳——那个好似他当年向往的海一样的地方。

丢了皇粮的潘洗尘在深圳一家黑龙江民营杂志落脚，做记者站站长，自负盈亏。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自行车。“见到企业推门就进，三个月把深圳所有的公司跑了个遍”。在一顿饭五块钱的物价时代，潘洗尘用一本介绍深圳企业家的专号，给这个民营杂志赚了几万块的广告费。“当时《深圳特区报》的人都觉得特别奇怪，做报纸的都弄不来那么多的广告费，还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第一靠不辞劳苦、顶风冒雨，第二靠老总们的支持，‘连蒙带哄’。”

此后，潘洗尘在香港注册了《市场导报》，跟锦绣中华合作办摄影大赛，又回了黑龙江和朋友一个拉活儿一个做活儿地搞印刷。靠着印刷的活计，他终于完成了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

再后来，在几个老前辈、老领导的帮助下，他开了一家名曰“天问”的文化传播公司。

又见哈尔滨

北地的冬天

充满暮年的味道

连麻雀都只是蜷曲在屋檐下

就要启程去南方了

心却像一摊沉入水底的泥

不惊也不扰

习惯了候鸟一样来来回回

已飞了多久还有多久

现在是个谜

未来也是

——《心情》

“天问”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潘洗尘“不服管”的结果。他不服报社的管，南下深圳；他不服深圳那家民营媒体公司的管，办报纸，办摄影赛。“拿了提成，上面还是有人管你，我觉得这个很没劲。”最后跟人合伙的印刷没做下去，还是因为“不服管”：印刷厂、客户两头受制。

甚至这个名字都透着桀骜不驯：屈原的《天问》，被刘向收录入楚辞的《天问》。“当初给人递名片的时候，人家说，哦，天向公司。”潘洗尘拿出当年事自嘲，“不过有文化的人会觉得这个名字很有含义，没文化的会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文化。”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天问”来为公司命名，潘洗尘说，这是个不二选择。“这个名字也不是想问什么，主要是什么都问不清，所以才想问。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有历史人物中我最推崇的就是屈原，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到大也是忧心忡忡的时候比较多，性格就这样，一般人很少看见我笑。”

天问公司成立，做的第一件事是拍电视剧。当时正赶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央视的朋友邀请天问公司拍个抗日剧，说是拿到央视播，中央一套会给钱。潘洗尘身上冒出了先祖闯关东式的那种闯劲儿，以一个门外汉之资，自己做制片人，亲自带队外拍了俩月，回来又剪了半年，最后得了四集电视短剧。当时找了老导演孙瑜的儿子孙栋光执导，主要用上影厂的演员，又拉来TVB二三线的演员，成本每集十万块。等到把电视剧送到央视，央视却告诉潘洗尘，就这半年期间，电视台已经积压了5000集的抗日剧。央视一套播不了，只能在二套和八套播，每集播出费是5000块。

公司的投资失败，让潘洗尘一筹莫展。这时，曾经找潘洗尘帮忙做过印刷的哈尔滨啤酒厂（下称哈啤）厂长，知道他新开了天问公司，便请他帮着做包装设计和市场策划。潘洗尘去了，从此拉开了“天问”在业内声名大噪的篇章——专注哈啤25年。

当时全国主要的啤酒厂商有三家，青岛、雪花、燕京。仅在1994年，这些大酒厂的年产量均值就达到了30万吨上下，并且仍然处在不停的兼并过程中。当时的哈啤还是一个很小的国营啤酒厂，每年三万吨的产量，只有一种瓶型。花了五年时间，“天问”见证了这个三万吨的国营小厂，逐渐成长为和青岛、雪花、燕京齐名，年产量150万吨的大品牌，并在香港上市。

因为潘洗尘的媒体关系，和“天问”合作之后，哈啤非常看重与主流媒体合作。

黑龙江的五常县因为地方保护，不让哈啤进入当地市场，媒体团去五常挨家走访，当时《法制日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最后让相关责任人被判了刑，哈啤也得以顺利地进入五常市场。

最危险的一次在伊春。当地的啤酒商为了不让哈啤对自家酒厂带来减产影响甚至是淘汰，他们动用了各种力量控制哈啤进入本地市场，“当时电视台的人去，一进伊春就被盯梢。”因为进了哈啤而被打伤的经销商们不敢面对镜头，也不敢接受采访，只是一个劲儿地对媒体求饶“给我留条命吧”。

一家报社的编委去伊春，采访后返回哈尔滨，稿子还没出来，报社社长一个电话追过来：你们去伊春干什么了？这稿子不许发。“最后只能去找更大的领导，要求见报。这已经不是生意场上的事了，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工作。”

关于伊春暴力控制啤酒市场的报道出街没多久，当地公检法联合把那些地方势力“一勺烩”了，有的还被判了重刑。哈啤又拿下了伊春这个阵地。

正是因为潘洗尘和他的“天问”团队“哪怕几天几夜不合眼，也要为客户做好一个小提案”的敬业与高效，哈啤被百威收购后，哈啤原有的高层被逐渐清退，“天问”却留了下来，继续服务于哈啤和百威两个品牌。几年后，百威再次被英博收购，原百威的高层又陆续淡出，“天问”依然奇迹般地被继续留下来，服务包括百威、哈啤、雪津等百威英博旗下的更多的啤酒品牌。

二十多年过去了，潘洗尘的“天问”，客户如一，整个工作团队如初，当年和他一起创业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如今也都已人到中年了。这在客户极不稳定、人员流动频密的广告行业，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大理，让人心落地

月亮已经升起

阳光还迟迟不肯离去

斑斓的云朵下 一束野花

从老婆婆的背篓里

探出半个头来

好奇地 对着行人张望

诗人李亚伟和宋琳

坐在各自的阳台上 聊天

我由于站得远些看不清亚伟的手上

是茶杯 还是酒杯

在香喷喷的空气中 我们只是

互相点点头

大意也无非就是 向生活

致敬！

——《住着诗人的小城》

自从定居大理，潘洗尘生活里最多的一块时间，从打拼变成了睡觉。

从大东北到大西南，这个近乎对角线的“迁徙”给他带来的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每年做东在大理办天问诗歌节，带着来自四方的诗友们去四方街、游洱海；多认识了几百种植物，其中包括数十种茶花；把十几年一个人的孤寂中毁掉的健康，也一点一点地找了回来。

当然，每个月固定大约有十天的时间，潘洗尘还是要不分昼夜地把他主编的四本诗刊编辑付印。除此之外的时间，他还用来看球。在潘洗尘的眼里，熬夜看球这事儿是铁杆球迷的标配，从来就不分什么小伙子还是老爷们儿。

初到大理，那种在北京就犯得厉害的“恐人症”也跟了过来。潘洗尘在他苍山洱海间的屋子里闭门不出，顶多就是每月按时去独立书店阿德书店翻书、看书、买书。交往的也都是过去诗坛几十年的老朋友们——宋琳、树才、莫非、野夫、李亚伟、赵野。他还“撺掇”着没有在大理置业的朋友把家安在他住的小区，让大理变成一座住着诗人的小城。

直到今年的天问诗歌节筹备期，他开始结识本地朋友，艺术家叶永青、岳敏君，自由作家许崧，民谣歌手周云蓬、王啸⋯⋯在天问诗歌节落幕后的庆功宴上，已经戒酒多年的他为了朋友喝了一盅，暂时性的遗忘自己酒精不耐受的肝，为情义相挺的朋友致敬。

他在大理人民路中段的“读诗吧”，是一家专门售卖诗集的独立书店。天问诗歌节后不久，这间诗人们的“据点”搬到了潘洗尘家隔壁更大的双层别墅。茶台、健身器材、堆得满满当当的书架，笔墨纸砚成了这里的主要“设备”。

北岛、朱大可、秦晖、张鸣、叶永青、岳敏君等等都在此参加过文人雅集。雅集照片上的潘洗尘，除了白衣白裤，还喜欢换着穿他网购来的卫衣连帽衫。他买了四种颜色，两个号码。一个是卡卡的22号，一个是内斯塔的13号。每件衣服几十块，还不够他在北京时一年置装费的几万分之一。

当年的潘洗尘，是个有能力把父母家人安顿好就绝不亏待自己的人。他收集virtue的新款手机，prada的最新男装，头等舱舱位是他飞机出行的唯一选择。在北京不参加任何活动、几乎很少出门的潘洗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名牌追逐者，“我用最好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我剔除了虚荣，去享受品牌的品质。”这种论断到了大理，就变成“大理不需要（品牌）这些东西。”

北京的潘洗尘，恐人，他剔除了虚荣；大理的潘洗尘，不恐人，他剔除了不必要的追逐。从起先的不安分，到后来的不服管，再到今天的不追逐，潘洗尘完成了自己的转身。未来兴许还会有变化，但诗与远方会一直陪伴着他。

[对话潘洗尘]

现在这代人，已经看不到远方了

潘洗尘：写诗，最直接的诱因是柳永的《雨霖铃》，我在初中读到的。我觉得太好了，比我以前看到的文学作品都要好看。受《雨霖铃》的启发，我从中学就开始写诗，到大学以后，又开始写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大学一年级，就写了《六月，我们看海去》。

潘洗尘：当时，像《六月，我们看海去》这样的写作是向着远方的。后来我看到很多诗歌作品都出现了和我这种极为相似的句式，或是直接套用这种诗歌标题的句式：什么情况下，我们干什么去。《六月，我们看海去》是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朦胧诗的一种致敬和反叛，朦胧诗更多的是向后回望的反思，而《六月，我们看海去》完全是向着未来和远方的。这个跟我们当时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有关，我们那一代人是看得到远方的。你并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更不知道它是好是坏。那个时候我们渴望远方，觉得远方虽然神秘，但自己一定能够抵达。现在这代人，已经看不到远方了。

潘洗尘：我那个时候其实从来没见过海，海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未知的远方。我想，当时如果我看过了海，那我肯定怎么也写不出来这首诗歌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海是怎么样的，才能够把海想象出来。它在未知的领域里，如此壮观，如此吸引着我。大约一年以后，我才真的在大连第一次见到了海。当时我就觉得非常落寞，非常失落。

潘洗尘：云南是一个诗歌的“重镇”。这里有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燕卜逊、穆旦⋯⋯那是特殊的一代人。他们迁校迁到了那里，他们的诗歌，并不一定是云南的诗歌，但不得不说，他们给云南的诗歌带来了好的影响。我整理中国校园诗歌运动资料的时候，研究过这一块。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传承点，就是四十年代中国抗争诗歌年代的时候，包括西南联大。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传承的就是他们的衣钵。

潘洗尘：云南的诗人里面，和于坚交往得最早，其后是雷平阳、海男和李森等。除了他们，云南还有诗写得非常好的后生，他们分散在云南各地。年纪更小的像刘年、唐果等，还有从云南走出去的冯娜等等。我的《读诗》里曾经做过云南青年诗人的一个专辑，平阳给我推荐了十八个人，当时从中选了十个。实际上，那个名单里每个人的作品都非常好，但是我用不了那么多人，真是可惜。云南那些年轻诗人的才气，是好多内地业已成名的诗人都不如的。

潘洗尘：云南多诗人，我觉得这和云南的山川、风物有关。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才气高的诗人总是和大的山川有联系——比如李白，比如王维。从地理地貌上说，云南是有大气象的，所以我觉得云南也可能出现这样比较大的诗歌气象。这和自然有关系，这里的自然吸引诗人，也能成就诗人。

潘洗尘：那倒不是，我觉得当今所谓的大师，还是自娱自乐的多，属于一言以蔽之的状态。但是真正的大师还没有出现。未来二十年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中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诗人是最集中的。回头看看，我们比较熟悉的这批诗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少年时代在“文革”时期，青年时代又赶上了改革开放。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份，而成长时期是八十年代初，正值中国提倡读书的时候。这些人有知识的底蕴，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到现在五十岁上下的年纪，正是他们厚积薄发的时候。这以后出生的人，不可能有这么空前绝后的先天条件。

潘洗尘：我们国家的历史造就了不可重复的一批人。所以未来二十年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这批人会到达什么样的高度，就是当代汉语诗歌的高度。而相比于出生于上世纪上六十年代的这批诗人，年轻的一代接触的东西更丰富，他们面前的世界更开阔。但他们没有上一代的独特经历。他们一进学校，就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那会儿不用——上学有公费，连工作都不用愁，我们的精力更多地放在读书和人生的设计上。我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分心的东西，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其他东西。中国当代诗歌的集大成者，如果最后没能在这一代人里出现的话，我不敢寄望于下一代。你看现在的孩子，连国家的事都不再关注了，所以国家的命运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了，汉语诗歌也是。

[采访手记]

好汉两个半

潘洗尘家里有一只约克夏，名叫“太子”，是他从北方带过来的。“太子”现在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朝着门外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狂吠，以示主权。那些隔三差五就来和潘洗尘叹茶聊天的诗人、画家、媒体人们，都见过这只在苍山洱海间狂吠，叫得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狗。

潘洗尘家的另一只狗是藏犬，现在这只曾经凶猛的藏犬在潘洗尘的好友李辉家的院子里看门，有一个自己的小窝，脖子上拴着大粗链子。它不喜欢叫，对着不喜欢又靠太近的陌生人，会先卖萌以示乖巧，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咬住对方胳膊。

采访完潘洗尘许久，北京深夏的一个午后，我突然想起这两条狗，也想起潘洗尘在采访时发出的由衷感叹：“早退休，就是不想再理这些尔虞我诈的脏事儿了。”

商人潘洗尘当年那些必需的狠戾和保护色，好像也随着凶猛的藏犬一起，留在他处了。而那从初中起《雨霖铃》开悟了的诗歌初心，也许就像那总也长不大的约克夏，一直留在身边，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大理。

潘洗尘身上的许多故事，很容易让人振奋得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带着一帮媒体团扫黑除恶，从TVB拉演员拍抗日剧；比如说，他开了一个二十余年专门为一个品牌做策划的广告公司；再比如说，他在四十五岁的黄金年龄提前退休，退休后加起来去公司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

那些热血的青春、光辉的过去，居然在大理收了尾。这一点让许多人，包括我，很难想象。那个大半辈子都在“拼杀”的人，居然就这么从光怪陆离的圈子里干净利落地转身，毅然开始了自己悠闲自在的第二人生。

到底应该怎么去归类潘洗尘这个人呢？反复权衡，选出来的形容大概只能是“好汉两个半”：一个好汉形象属于诗人潘洗尘，另一个好汉形象属于商人潘洗尘，还有半个好汉，属于大理人潘洗尘。

换个说法大概也能将曾经的潘洗尘概括一二：“一个不想当商人的诗人，不是一个好的大理人”。如今，潘洗尘似乎把商人的那一面，抛在了过去。回归纯粹的诗人，同时成为半个闲适的大理人，才是他如今最努力达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