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两千年的儒家曾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

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

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的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

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

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

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