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话之五】新政纲领：“江鄂会奏变法”第二折

刘坤一、张之洞试图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整顿吏治，整理财政，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来领导新政；一方面采用外国在教育、军事、法律、技术等领域的成法，加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使国家早日走出困境，安定富强。

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恢复，到甲午战前，财政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甲午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巨额赔款，政府每年赤字高达一千三百万两，庚子事变，又赔银四亿五千万两，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而督抚为了稳定地方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不得不另辟财源，罗掘各项灰色收入以平衡地方财政，致使官吏差役贪污腐败愈益严重，内则民怨沸腾，外则瓜分日亟，政府陷入空前的困境。刘坤一、张之洞试图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整顿吏治，整理财政，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来领导新政；一方面采用外国在教育、军事、法律、技术等领域的成法，加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使国家早日走出困境，安定富强。“江鄂会奏变法三折”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拟订的。

病症与药方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上奏，此为江鄂会奏变法的第二折。

“窃惟治国如治疾，然阴阳之能为患者，内有所不足也。七情不节，然后六气感之，此因内政不修而致外患之说也。”这段话有一定道理，但细究则不然，假使道咸以来，内政修明，外患果可免乎？否也。当局者迷，刘、张看不透中西冲突乃是全球化大趋势下两种文明碰撞的结果，内政修与不修，到了19世纪，欧洲人都会来。“盖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

刘、张把“立国三要”中的“治”、“富”、“强国”割裂开来，“治”即是修内政，只能用儒家思想和传统治术来“整顿中法”，不能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法只是富强之术，采用西法只是为了富民强国，这就把西法排斥在“治”的范畴之外，只取其技术性的措施。这是张氏“中体西用”思想在变法问题上的具体应用。

“整顿中法折”，按其意图，要达到“或养民力，或澄官方，或作士气”的目的，其欲整顿的事项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规划的：第一条“崇节俭”，第二条“破常格”，第十二条“简文法”，旨在约束宫廷和职官的奢靡之风，革新陋规旧制，以鼓士气；第三至八条“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是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廉洁政府，以消民怨；第九至第十一条“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是为整理财政，平衡收支，以养民力。“以上十二条，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而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这些内容恰好表现了“国病”的各种症状，十二条措施就是根治的良方。

宫廷职官，虚糜华奢

“今京畿凋残，秦晋饥馑，赔款浩大，民生困穷，以后更不知如何景象，此时若欲挽回天意，激励人心，非贬损寅畏力行节俭不可。”此言显然意有所指。甲午年，就在中日战争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