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专栏】岭南画圈

王受之 设计理论家，曾著有《世界现代设计史》、《流行时尚史》等。近年为人所关注的是他针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新鲜发言，并且因为和王石等大牌地产商的合作，他所着力推行的新居住理念正在得到实践。

说圈子，我们除了自己认识的一群群人之外，以往的圈子就留下一个话题而已，很少人有机会介入过这些传说中的圈子。比如我们广东人喜欢说的“岭南画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圈子，但是有多少人直接和他们有过关系呢？甚至有多少人见过这些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呢？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我则实在有近距离的接触，是因为父亲和他们同事，好多年都在一个大院中生活。1953年广州美术学院的前身“华南文艺学院”从广州光孝寺迁到武昌两湖书院，当时7岁的我跟随父母在9月份坐火车北上，那是三层的硬卧车厢，同一车厢的有岭南画派第二代的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谢功成先生、黄荣赞先生、杨秋人先生、杨太阳先生等等，大人小孩开心得很。

记得过了长沙之后，大人聊天，问我喜欢什么，我父亲说我喜欢画画，关山月、杨秋人、杨太阳三位当时就给我一个命题：“拿我们的名字各画一画”，允诺：如果画好了，他们各送我一张画，可惜那三张画我迄今也没有想出来。屈指一算，从那个充满美好的时刻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过去了。

1953年，有一天我父亲、母亲回家说我们要搬家。那年我才七岁，没有搬家经历，听说搬家，我揣想应该是去香港（因为我伯父、爷爷都在香港），可是父亲却说我们要搬到北方去，由于远途搬家、行李有限的原因，家里很多酸枝家具、钢琴和杂物需要变卖。为了此事，我母亲愁了颇久。每天看见收买行的人出出进进，几天之后，徒空四壁，家里的东西全部搬空了。9月的一天，全家一早坐三轮车到大沙头的广州老火车站，看见当时文艺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家人、学生都在那里等着上车，人头涌涌，小孩子自然高兴，但是从此我们就离开广州了，我自己要到1982年9月份才回到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离上火车的那一天已经是三十年了。

1953年院系调整的巨大变革影响巨大，对于我来说就是搬迁到武昌去了，武汉当时是作为中南大区的中心，但是后来中南局依然在广州，院校调整搬迁到武昌之后，有好些人希望回广州，1958年广州美院能够成立，就在于这股力量，而中南音专却没有做到，提倡搬迁的人，好像我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组建中南美专的主力是从华南过去的，当时去了两个火车皮，一个火车皮坐人，师生和家属，我坐的就是那个车列，另外一个火车皮运画架、石膏、钢琴、乐器、设备。刚到武昌没有宿舍住，整个院子很美，两个小湖、一个草场，还有一个游泳池，这里原本是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和考科举的贡院，抗战期间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中心，因此前面四栋行政教学楼、后面两栋宿舍楼都是木地板，设计得很讲究。院内只有一栋独立的别墅楼，面对菱湖，是胡一川先生住的。那个楼后面还有个阳台对着湖，还有两棵槐树，春天盛开白色的槐花。

这个两湖书院经历了抗战，解放后是当年的革命文艺大学“中原大学”所用，校长是电影演员崔嵬，1953年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学已经停办了。这个大庙一样的建筑有两年是堆放广州运钢琴来的大木箱的仓库，我们小时候在那里玩躲猫猫的游戏，后来改成大礼堂，因为破旧不堪，后来就拆了，改建音乐厅，1990年代再改成一个新音乐厅，非常难看的玻璃幕墙，完全毁了当年的感觉。再往里面走，在操场两侧是南楼、北楼，南楼住老师，老师一家一间或者两间房，大家在走廊里面做饭，做了一年。后来赶工建了4栋小楼，分别是13栋到16栋，教授们就搬迁进去了。北楼住学生，当时从广州迁去武昌的全部学生加起来大概100个人，很精彩的人。

我们是9月份才到达武昌的，隔壁的实验小学已经开学了，没有名额，所以中南美专、音专的孩子们都进了解放路小学，我们这批孩子中有几个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比如关山月的女儿关怡、杨秋人的女儿杨白子没有在那里上学，我不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上学的。

1954年是刚刚迁校的第一年，学院意气风发，建造新的宿舍和教学楼，平整跑道，清理游泳池，种花育草，满院子里都是美专学生在写生，那一年的冬天大雪，在礼堂里面开了一个很盛大的新年晚会，有学生扮演的新年老人，好像圣诞节一样，午夜有钟声，之后在北楼二楼的走廊里有各种游戏，绚丽的记忆终身难忘。那时候的好多学生、一些老师现在还健在，他们比我们小孩子记忆肯定深刻得多。现在想想，那个圈子可是岭南画派第一圈了，自然、开心，并没有后来很多名人圈子那么累心，留下的都是幸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