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徐友渔 主义中人

无论今天『公知』已经被怎样地污名化，徐友渔仍然坚持认为，

启蒙在今日中国仍然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是知识分子肩上未竟的事业。

徐友渔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高校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 《“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人文立场》、《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

徐友渔一口川普，讲起思想界的争鸣史绘声绘色。作为“主义中人”，多年来他参与甚至发起了思想界的多次论争。从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对每一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他都发出声音，从不缺席。用他的话说，“80年代、90年代我都是活跃分子”。

朋友不少，论敌无数。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他堪称尖锐的言说方式让有些人感到芒刺在背。我们的谈话正在兴头上时，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徐友渔警惕地问：“谁？”对方许久才答：“送快递的。”徐开门取完快递回到座位上继续“摆龙门阵”时，沉默了两分钟，淡然地说了一句：“我还以为是那啥呢”。

我没有做精神导师的压力

严格说起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徐友渔就已经是“思想界”的活跃分子了。只不过，那时节中国还根本不存在思想界，有的只是理论界。

1980年代，神坛毁弃，瓦釜齐鸣，人心荒芜。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知识界山头林立。徐友渔参与创办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是一个由中国社科院和北大毕业的研究生组织的山头，代表人物有甘阳、徐友渔、陈嘉映、周国平、钱理群、陈平原等。

这批人气味相投，心高气傲，定位是引进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可能在一二百年之内，甚至二三百年之内就是要翻译书，先慢慢把世界文明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说事。这群年轻人当时就是想花几十年时间安安心心地翻译书。

在社科院主办的杂志上，徐友渔介绍罗素，陈嘉映介绍海德格尔，赵越胜介绍马尔库塞。这个山头后来也办培训班，在北京办班时，一个外地懂6门外语的大学教授也跑来当这帮年轻人的学生。这个八十年代就开始就公共思想文化问题发言的群体，堪称中国新一代的启蒙人物，也可以说是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用常识取代教条，从“整体意志”和“历史必然性”中拯救出人性，希望引领中国走上人类文明的共通道路。

何谓“启蒙”，徐友渔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在西安问一个小女孩是否知道美国总统是干什么的，女孩说是管美国人的，克林顿告诉那个女孩，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徐友渔说，这时他无疑是在从事极为必要的启蒙。另一个例子是，当全国的媒体和万千网友同声批驳某位地方官员的言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时，这也是在启蒙。

无论今天“公知”已经被怎样地污名化，徐友渔仍然坚持认为，启蒙在今日中国仍然非常必要，有充分的理由，是知识分子肩上未竟的事业。当然，他强调须继承的是“五四”的启蒙任务，而不是启蒙心态。所谓“启蒙心态”，用王元化先生的话说就是“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

他也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对现代思潮的负面作用发出抨击的人物：“中国任何把思想领袖跟精神导师这个使命加给自己的人，都会有一种压力，我没有这种压力，我从未想成为一个可以提供答案的精神导师。我觉得凡是提出来的蓝图，最后都不成立。所以假定我要在思想学术上有追求的话，我想追求的就是并不宏大、最后证明能够靠得住的东西。”

余岂好辩乎？

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长期处于论争的风口浪尖。他批评新左派错置时空，政治投机；批评民族主义火中取栗，虚伪粗鄙。他不得不与曾经的朋友如甘阳、刘小枫、汪晖等人成为论敌。“余岂好辩乎？余不得已矣。”

和当年的一干友侪日益走向纯粹的哲理思辨或是投身教育事业不同，这个主义中人也仍然与许多具当下性的现实问题纠葛不清。仇富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对“文革”的反思问题……跟人论战、抨击时事，有时还会牵扯进一些不相干事情中去，让旁观者觉得不够爱惜羽毛。

他自己却毫无悔意，比如他对方舟子的学术打假行为评价非常高，可是却参加了针对方舟子妻子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的公开信。论及此事，他的态度是就事论事：“如果都因为人事关系、人事纠纷牵扯到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做，搞成一场说不清楚的混战，那么中国学术打假的前景让人感到很悲观，中国的学术前景也就不大光明。”

他也不避讳谈及自己在“文革” 中的作为。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徐友渔时时感到身负原罪，自尊而又自卑，盼望“重新做人”。“文革” 的爆发提供了机会，他疯狂投入运动，不仅成了红卫兵，而且成了成都赫赫有名的中学红卫兵一派头头之一。

徐友渔能写逻辑严密的长篇论文，从“文革” 爆发到1968年3月下旬，他是成都市第一中学红卫兵组织“一月风暴战团”头号理论家，代表“战团”与对立红卫兵组织论战。但当“文革“发展到武斗阶段后，他越来越不理解，一度隐退，阅读了大量经典，当然，大多数是马列主义著作，希望从革命导师的书中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理。

在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后，他更是一头扎进了当代西方哲学而且是抽象的分析哲学中去，整天抱着维特根斯坦、罗素和杜威的原著看。他没有选择从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入手来改变中国的现实,觉得那是一种虽然现实但不彻底的做法，他更愿意做一些思维方式、思想方法或是整个思想文化层面的事情。

警惕用浪漫主义看待中国转型

虽然也是文学爱好者，但徐友渔一直特别警惕的倾向是：用文学和浪漫主义来看待中国的转型。他始终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面临着一个如何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问题。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总是在价值层面上论证自由的优先性跟重要性，但从来没有论证如何才能实现自由，这是时代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非常自觉地沉下来重新思考，很多学者都主动改变了学术方向。徐友渔思考的结果是，从语言哲学、逻辑哲学、分析哲学这种纯粹抽象的哲学转向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导致这种转变更现实的原因在于，时代的议题变了。1980年代人文学者谈的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但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现实更具体，社会科学自然也变得比人文科学重要得多。

19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贫富差距过大，腐败深入社会肌理……思想界的大分裂开始了，学者明显分为左右两派：左派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罪魁祸首是市场经济制度；右派（自由主义）认为，问题出在政府强力介入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左右两派如今早已发展到双方视对方如仇雠的程度，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反倒看不见了。

凡此种种，让他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并不乐观。“中国不可找到一个拐杖，就靠它走路，永远需要探索。我也不可能找到西方自由主义，就在这棵树上吊死。”

秉持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不缺乏关注社会现实的勇气和热忱，但也没有放弃对那些更具安身立命意义问题的思考。有一段时间，如果每天看书没达到8个小时，心里就会特别难受。书本之于他，犹如百草之于神农，总希望从中找到一味对症之药。

［采访手记］

如坐茶馆

徐友渔和我都是四川人，他成都，我绵阳，他年轻时还在绵阳下辖安县“上山下乡”，但我在2000年以前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1999年，他出了一本《自由的言说》，我2001年仔细读过。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秦晖的《问题与主义》、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都是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推出的重点图书，三本书把我给惊了，好像一斧头劈开了天灵盖。彼时我还是一个混迹在商场的生瓜蛋子，成天对着形形色色的商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我决定弃商从文。没成想，十多年后，作为记者，我走进徐友渔家。

“我看过你与李泽厚先生的对话，不错。”一见面，他就表扬我。李泽厚先生属于徐友渔的老师辈，他们曾经还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同事。他尊重李先生，但认为李先生也需要被超越。

既然他对我印象不错，我就立即抓住机会表达了我的请求：我列了三十来个问题，咱们今天能不能慢慢聊？“没问题。”他说。

他提起暖水壶给我倒上茶，自己手握把紫砂壶喝，由此开始了长达4个小时的畅聊。从10:00到14:00，我喝干了他家一壶开水。他谈起思想界的那些人和事实在是引人入胜，比如甘阳的为人、新左派既利用哈贝马斯又批判哈贝马斯的招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兴起的背景……

听着听着，我竟产生了错觉，咱们不是在成都的茶馆里“摆龙门阵”（聊天）吧？听徐友渔说话，用“如沐春风”这个词有点太煽情了，但用“如坐茶馆”还是恰当的，茶馆就是老派中国人的沙龙啊。我暗自揣测，如果没有“文革”，徐友渔未必会学哲学，未必会介入中国当代的主义之争，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巴巴适适地待在成都。如今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他，真要待在成都，一定是茶馆里的常客吧。

我们都忘了还有午饭这件事。访谈结束，我邀请他共进午餐。他婉拒了，因为跟我说了太多的话，他有些累，想休息一下。

第二天，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他的邮件，是几篇与访谈有关的文章。徐夫子够认真。与我们的畅聊相比，如上文章所能展示的，不过是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