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财政超收7000亿应还利于市场还利于民生

■经世济民

*无论如何，一个资金日渐充实的国家，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中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居然经常发愁钱怎么花，在外汇储备方面是如此，而财政超收收入更是如此。这表明，在政府财富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缺乏公共财政体系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财富分配的组织架构、分配模式与财富创造模式严重不匹配。
    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因此从数字上看政府成为最大的获益者，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6年达到了3.9万亿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161亿元，比去年增长30.8%，接近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今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说，这个增长率创下了近年同期最高。据估算，今年财政超收收入将超过7000亿元，去年超收2000多亿元。
    超收如此之多，首先说明财政部预算报告质量不高。有关方面的解释是，这是因为预算目标定得过高，万一完不成会形成抵触情绪。这一似是而非的理由反而证明了财政部对于每年的家底心中无数，没有形成科学的预算体系。其次证明我国税收过高，税收巨增与GDP和工资收入相对缓慢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在今年5月表示，中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5%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财政增长过快说明我国税收负担在加重。国税总局的解释是因为征税技术的进步，但即便我们认可这一点，也不能解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何远远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及工资收入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到底有多少，更是一笔糊涂账。特别是预算外非税收入、制度外收入是很难统计准确的，完全游离于灰色地带。
    既然政府收入如此之多，到了为如何花费煞费苦心的地步，说明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国增值税在东北与中部进行的从生产型过渡到消费型的试点，应尽快在全国范围推广。财政部的一大担忧是税收减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曾做过计算，如果参照东北试点在全国推开，并仍限于在八个行业进行增量抵扣，则税收减少约为400亿-500亿元；倘若在全国全行业铺开，并将抵扣范围扩大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则至少减收700亿元。而财政部门的静态算账结果是减收1500亿元。即便按照财政部的预算，以目前的财政收入仍然可以承受。并且，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政府可以同时开征资源税、遗产税等，以解决垄断企业的资源占用以及二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同时为被高税费所苦的中小企业留下合理的生存空间。
    超收收入的急剧增加同样暴露出公共财政体系的不健全，只要是财政收入都应纳入人大的监管范围，实现公共财政的透明化、科学化，同时积极推进费改税，把能改税的非税收入转化为税收，把预算外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内支出。
    现在不要说每年的预算与实际收入相差越来越远，超收收入的使用黑洞更反映出公共财政不公共。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2005年以前，超收收入的使用情况从未向公众公布过。2005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在预决算报告中首次汇报了2004年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才开始对人大有所交待。但中国的预算法规定，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这就将人大的审批职权削弱了一大块，也给超收收入留下了广阔的操纵空间，一枝笔无需审核就动用上亿元资金，成为公共财政乱象的一个缩影。
    去年预算法修订期间，全国人大坚持将提前报批写入预算法中，但因各方意见无法统一而搁置。现在超收收入已成为公共财政大漏斗的情况下，所有对中国经济持有责任感的人，相信都不会反对给预算法打上补丁，这同样是建立公共财政的当务之急。
    至于今年的超收收入如何使用，一是由财政部向人大沟通，将人大首先解决近3000亿元人民币赤字的要求放在首要位置；二是切实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安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赤字、适当增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八个方面的承诺，而不能用于增加政府的行政开支。
    无论如何，一个资金日渐充实的国家，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而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即便是西方国家斥为最“小气”的美国财政也有1／3以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
    （作者为经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