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鉴】201405

梁山好汉的乐与怒  水浒108之终极英雄·荡寇志

由香港艺术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委约，台湾当代传奇剧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台湾戏曲学院京剧系共同制作和出演的《水浒108之终极英雄·荡寇志》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也是终结篇。这部根据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七十二回到一百二十回所改编的作品，编剧是张大春，艺术总监、导演和主演为吴兴国，剧中歌曲的作曲为周华健，拥有这样强大的主创团队，这部戏自然格外受瞩目，即使是在今年好戏连台的香港艺术节上也毫不逊色。

很难界定这部戏的表演形式，因为除了传统戏曲，这部作品里还加入了现代戏剧、摇滚音乐、现代舞、多媒体舞台等很多现代表现形式，从市场上讲，是多元素的混搭，但其实更应该说是吴兴国开放性的创作思维在舞台上的无尽探索——他在这部戏的追求，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部作品，所以整部剧作整体表现出来的，也是快节奏、年轻化，以及叛逆性。

故事遵从原著，讲述宋江登上“忠义堂”后成为梁山好汉的头目，但是他真正所向往的是得到朝廷招安，得以建功立业。在贿赂被俘官员，让其回朝廷传达渴望被招安之心无望后，好在借燕青的安排透过名妓李师师得到宋徽宗写下的赦书，才得以招安。可是刚一招安，就被派去平定辽番、抓田虎、打王庆和讨方腊，伤兵损将。得胜回朝后，最终还是被陷害致死。

全剧有很多精彩纷呈的打戏，伴随着锣鼓点和激情摇滚乐，每一次打斗都让人目不暇接。而每一位英雄的出场也令人惊喜，剧中的人物形象都漫画化，但又不失传统特色。实际上，这部戏最大的特色，便是在传统中求创新，而这个创新并非仅仅是简单地加入新东西，而是经过详细研究、反复尝试地将所有新的表现形式加入到传统的剧作中去。

给台下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宋江的最后一段戏——他被赐毒酒，叫来李逵共饮，李逵并不知情，每次正要举碗一饮而尽时，都被宋江劝住，反复多次后，宋江才吐露实情。李逵忠心，毫不惧死，最后依然与宋江共饮毒酒。李逵死后，宋江垂死挣扎，仿佛在忏悔自己，也在诠释心中的不甘。让人意外的是，宋江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是以现代舞的形式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整段戏古今结合，看着让人揪心，也为舞台上的角色唏嘘。

本剧一头一尾，都是从宋徽宗的视角去看这梁山好汉的故事。宋徽宗与宋江，同样由吴兴国扮演，这样的设置别有一番深意。看着梁山传奇在宋江的带领下走向没落，宋徽宗所感慨的，应该也是自己的王朝所剩时日无多。这两个失败的领导者之间，有一种相似之处。

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次的“荡寇志”中的寇，或许是那被梁山好汉们平定的辽番、田虎、王庆、方腊，或许是最终被宋王朝推向绝境的本剧的主角们，更有可能是那正在走向末路的宋徽宗——他们不是胜者，而是权力游戏的失败者。

做历史的辩护人 

《辩护人》

导演：杨宇锡

主演：宋康昊 / 吴达洙 / 金英爱 / 郭道元 / 林时完

2003年的《杀人回忆》，韩国国民影帝宋康昊用那双一大一小的眼睛，注视着银幕前方的观众，令人内心惆怅。如今的《辩护人》里，还是宋康昊，在法庭下直面暴力机器，慷慨陈词，怒斥法理不公，直言国家有病，煽情到极限。这部《辩护人》，我认为比《恐怖直播》要好——虽然后者同样大获好评。

一来，《辩护人》有更多的历史素材和依据，深度和厚重感都上去了。电影有闪回，也有往后的交代，时间跨度不小，但主体还是在为学生辩护上（韩国历史上的“釜林事件”）。我是看完后一搜，原来《辩护人》改编自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个人经历。而卢武铉自杀一事，也曾引发李沧东拍摄了《诗》。

二来，片中有大量的冲突和激辩，放《雪国列车》里面，这些话恐怕是主人公自掏心肺说出来，《辩护人》好就好在它们不是主人公的自说自话，而是一番冲突，彼此陈述见解。应该说，宋佑硕也遭遇了“微斯人”的尴尬。他爱财，有人比他还爱财。有人选择逃离，有人索性就是犬儒。总之，没人愿意跟独裁体制对抗，有什么比安心活命更重要呢。但《辩护人》完全击碎了这些，电影说，要的才不是什么道歉，是每个人都勇敢地站起来、冲出去。结尾的报上来名，好似把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首尾部分给煽情化了。当宋佑硕选择了为正义辩护，正义也慢慢站在了他这边。

哪怕是讴歌民主自由，韩国电影并不会大吹大擂，而是直面曾经的黑暗不公、腐败不化，那些丑陋、滑稽以及张狂的嘴脸，无疑跟独裁者们站在了一起。《辩护人》不加掩饰地呈现了这些，有些严刑逼供的画面更让人如坐针毡。而所有这些暴力血腥，居然用太过真实的影像方式，令人感同身受。

不消说，《辩护人》再次重演了韩国电影中常见的“历史的人质”，宋佑硕不是主动选择为学生辩护，他一番挣扎，做出了牺牲，是进步与保守的矛盾较量。宋佑硕这一方，有些人的目标也不是完全翻案，而是保护学生，但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哪怕有些表现得比较消极）。这些参差不齐的认知和力量，恰好是一个社会的真实写照，有如此时此刻的中国。里面出现了关于金钱财富与自由民主的讨论，每个人都在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而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麻木。亦有痛心疾首的，为自己无法出力而怨恨。没有人不想下一辈生活太平，只是有的人想着送到国外去，有的人不敢站出来。

作为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历史题材影片，《辩护人》没有出现真正的坏人，坏人也没被绳之以法，那些被洗脑的工具以抽象的形象存在，是独裁体制专制政党的化身。《辩护人》以辩护失败告终，却以更辉煌的方式赢得胜利。因为这是历史留给世人的真相。

电影异常工整，刚好法庭前和法庭戏时间对半，宋佑硕是一步一步、连拉带扯、被推着走上了辩护人的位置。如果只说感动，他依靠自我奋斗，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幸福。后来追求的民主自由、国家远景，就是常人说的，更多人的幸福。宋为学生们辩护，也为儿女下一代辩护，没有人希望这个国家如此糟糕。

片中出现靠海的窗（门），一处是世俗幸福的化身，面向大海，方正明亮。一处则是倾斜构图，阴暗潮湿，象征极权不公。不过，在吃重的法庭戏上，导演估计太为观众着想，《辩护人》的逻辑性跟合理性略显欠缺。即，作为一部以法庭为主场景的电影，在法庭戏的拍摄上，《辩护人》并没有表现出如前半段一样的水准，用情太多。前半段的波澜不惊和时空切换，令人感慨着小人物如何改变自身命运，并且成就个人生命。宋佑硕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积极主动，更多是被情字所打动，而非自我蜕变。或许，这种降格化的处理，更能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

如果内地电影院出现《辩护人》这样的电影，看到结尾处，我一定会站起来鼓掌。

艺术“趣对” 

开今·借古——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

时间：2014年3月28日至6月30日

地点：龙美术馆西岸馆

中国富豪刘益谦、王薇夫妇是中国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的阶段里不可回避的名字，两人联手在近几年的拍卖上以每年10个亿的预算购买艺术品。他们曾表示，要打造中国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毫无疑问，这个理想正在逐步实现当中。

继龙美术馆浦东馆在2013年年底开馆，2014年3月28日，刘氏夫妇私立美术馆事业中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在数千海内外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总投资约3亿的龙美术馆西岸馆正式揭开神秘面纱。独特的“一城两馆”的艺术生态由此形成。

新开幕的龙美术馆西岸馆位于黄浦江畔徐汇滨江“西岸文化走廊”的核心位置，建筑总面积约33000平方米，展示面积达16000平方米。在中国建筑师柳亦春的倾力打造下，龙美术馆西岸馆这座建筑成为了“西岸文化走廊”上新的文化地标。

美术馆主体建筑以独特的“伞拱”结构为建构特征，共分为四层。地上一层、二层为绘画、雕塑、装置、新媒体等当代艺术的展示空间，大尺度出挑的拱形空间表面由质地细腻的清水混凝土浇灌而成，与原北票码头构筑物“煤漏斗”改造而成的时尚空间“斗廊”形成视觉呼应，营造出理性冷静的工业感与原始感。

本次开馆大展特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担任总策展人，曹庆晖、郭晓彦任联合策展人，以艺术史脉络的梳理为线索，结合龙美术馆自身的收藏特色，将开馆展的主题定为“开今·借古”。展览分为“古代·当下”、“国画·洋画”、“个案·历史”三大板块，展出包括中国当代艺术、中国近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在内的两百余位艺术名家的三百多件艺术作品，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近现代书画家齐白石的《花鸟工虫册》、潘玉良的《清瓶红菊》、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天书》等。其中，近期成为焦点、相传是苏轼的《功甫帖》以文献特展形式与观众见面。

王璜生表示，展览希望艺术与历史构成对话，构成延伸与超越的关系，把历史作为参照、对话、挑战和超越的对象。有意思的是，现场出现不少古今对话的“趣对”，比如明代文徵明的《兰亭修禊图》与当代艺术家邱志杰的《书写兰亭一千遍》并置，展出“兰亭”这一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如何面临当代艺术的质疑。后者作为一件影像作品，艺术家不断摹写《兰亭序》，在重复与覆盖中，这件经典的书法最后变成一块墨迹。作品隐喻式地批判中国文化中顶礼膜拜经典而丧失创造力的普遍现象。策展人不止是呈现批判式的概念，在刘氏夫妇的收藏体系中，王璜生挑选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的原作以及后人对其的创作，呈现优秀美术的传承脉络。

王璜生这样的策展理念取决于王薇、刘益谦的收藏特点。在收藏时王薇除了眼光、魄力，还有前瞻性。很多人说王薇的收藏，从辛亥革命前的油画、革命时期的、当代艺术到21世纪艺术都没落下。与其丈夫刘益谦热衷对古代艺术珍品以及传统中国书画的收藏不同。他们各自的爱好，恰恰成为难得的绝对，两人各自独立的爱好与收藏互相补偿，达到1+1>2的效果。

乱世孤城的暴力史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者： 【美】罗威廉

译者：李里峰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部。很难想象，一个美国历史学教授要去关注这样的地方，关注它在过去七个世纪的历史。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就这样做了。

让他对这座小城产生兴趣的，是建国后“革命老区”这样的荣誉。这种革命话语在罗威廉那里，衍生出对一个地区历史的追索：“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

于是麻城成为他研究的标本。他翻阅大量的县志、家谱以及其他文献，梳理了从元代末年到抗日战争时期，麻城地区绵延不绝的暴力冲突史。

麻城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大别山横绝东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于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让麻城从元末到明清，都屡屡遭受战火之灾。为了自我保护，这里的大宗族和地方强人不得不组织家奴乡民，建造山寨，武装防卫。比如元末的黄武孟，这位地方精英在悬崖上修建了黄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和农民来这里寻求庇护，这座山寨因此被称为“万人崖”，黄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赏赐。山寨的传统，在明末清初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勃兴，麻城与周边的地方强人建立了数百座山寨，拒绝接受清朝统治，号称“蕲黄四十八寨”。

地方文化也延续了暴力倾向的传统。麻城的民间传说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土匪、盗贼与军人的故事，包括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以及1674年的叛乱者鲍世荣，他盘踞麻城周围的山区数十年之后，最后被清代的模范官员于成龙击败，双方都伤亡惨重。清代末年，鲍世荣因叛乱被视为反抗满人入侵的英雄行为被颂扬，后来又被解读为具有革命倾向的农民起义领袖。

除此之外，阶级也是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之一。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贫农沦为奴佃，他们周期性地与地主们发生流血冲突。明清交替之际，这种“奴变”导致的动荡持续了二十多年。

罗威廉想从这样长时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现象，并将中国革命与它萌生的社会联系起来。跟随他的考察，读者会发现，中国传统的社会并非如一些学者所描绘，是一个乡绅自治的、更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谐的宗族社会。在少数精英分子讲究仁义礼智的大院之外，暴力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无论是外来的杀戮、掠夺，还是本地的冲突、匪患和叛乱。在很多时候，暴力也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由此，中国近代的红色革命跟七个世纪中的暴力冲突建立起联系，号称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跟从前的动荡、冲突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难以割裂的关系。

麻城的历史画卷，就在不断的暴力冲突，以及短暂的和平休憩中展开。你会发现，至少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传统的儒家秩序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各种强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而后来的革命，与其说是暴力传统的改造者，不如说，它至少部分是暴力传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