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邻居
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一个人的故事
我们住的佐治亚州是个有名的南方乡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个卡特总统,哪怕它的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还是难改大家对它的印象。虽然佐治亚早就不是农业地区,称它乡下,也就是嫌它视野狭窄而落后。我们附近有个叫雅典的大学城,大学排名遥遥落后,被誉为“派对大学”,可雅典还是被称作是佐治亚的脑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渐渐知道,这里还真的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够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马大,短短头发,架一副大大的眼镜,很精干的样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语听上去像是个军职,就给我有点厉害的印象。后来,看到她年轻时一头卷发的照片,才知当年也是一个金发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们这里,在偏北点的辛辛那提,却也算是南方。要强调“南方”,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质差别。北方没有种族隔离,南方却在南北战争后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在蓓迪小时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种族隔离,要是黑人去百货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样试戴手套和帽子。一般来说,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欢有点优越感的。假如社会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个阶层高贵的身份,而你又恰属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纳,很少听说是要谦虚退让的。而蓓迪的父母身为白人却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结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狭隘的南方视野。
一个地方若要向善处改变,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家有个善的共识,所谓核心价值,比如说人道价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纳闷,说美国不是在一开始就在宪法里确立了人道原则吗?为什么在南北战争后,还容许南方种族隔离?猜想其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区域自治,可区域自治也不能违宪吧?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种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人们,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并不“违反原则”的理由,那就是“分离且平等”。这句话的出典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当年美国对英国宣布独立,曾强调美国可以和英国“分离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被南方人拿过来,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依据,他们说,我们不是谁欺负谁,我们是“分离且平等”地生活。具体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白人也不准用黑人的公共设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奥尔良转火车,去了黑人售票窗口,惊讶地发现,售票处居然依法不能卖票给她。这样的正理歪解,一时要击破它倒也不易。
这就牵出向善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容许讨论。假如没有向善的共识,假如大家认为不人道也无所谓,当然不指望会改变;而假如第一条是肯定的,却对某一种现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让讨论,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将是困难重重。因此,容许对任何话题的公开讨论就变得很关键。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罗莱那州读大学。1933年却参加了黑人神学家哈华德·图曼的系列讲座,他后来是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导师。他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就是有关种族歧视。这种讨论在南方公开进行,黑人也拥有自己的报纸,最终,才通过司法途径和平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历史。这种公开讨论是一种对内心障碍的消解。
蓓迪岂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还幸运地展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她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外国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2年2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带到洛杉矶,专程去听爱因斯坦对国际事务的演讲,主题是裁军。这个演讲恰在联合国前身的国联举行裁军会议之前,也在美国卷入二战的九年之前。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区域和逐步裁军其实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裁军必须是全球的全面裁军,否则只是表达良好意图的天真愿望。今天我们去看,与和平有关的议题,其实都是如此。
就在临近毕业之前,蓓迪参加了东京的日美大学生联合会议。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满洲之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试图作出的一点示好姿态。回忆她的东京之行,蓓迪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欢迎的人群,会议的发言,一切都是在权力安排下的做戏,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1936年,就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蓓迪在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院得到一个工作,并且开始熟悉她一向感兴趣的国联。当时,适逢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向国联求助。蓓迪亲眼看到,国联如何因缺乏实力而无法真正回应这样的呼救。虽然国联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危机,却因无法应对二次大战前的新形势,最终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还是爆发了。在战争期间,蓓迪一直作为政府间的联络官和记者驻在欧洲。
战后蓓迪回到美国,后来搬到我们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帮助建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小城的分会,推动选举,推动建立黑人的妇女组织,参与了南方的彻底变革。今日之南方,已经和北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之后,她在一个典型的南方杂志社工作,这样的杂志常常只讲些当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却突然写了早年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真实故事,发表在这样一个南方杂志上,那是属于她的故事:二战爆发前的1936年,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捷克记者,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为什么突然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凭她丰富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知识,凭她多年在战争期间的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也和当年的国联一样,在屡屡遭遇力不从心的制度性困扰。而世界要向善处走,困难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善的核心价值。
或许,蓓迪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是在写出自己的担忧吧。
我们住的佐治亚州是个有名的南方乡下地方,哪怕它出了一个卡特总统,哪怕它的首府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奥运会,还是难改大家对它的印象。虽然佐治亚早就不是农业地区,称它乡下,也就是嫌它视野狭窄而落后。我们附近有个叫雅典的大学城,大学排名遥遥落后,被誉为“派对大学”,可雅典还是被称作是佐治亚的脑袋,也就是智慧所在的意思。
最近,渐渐知道,这里还真的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太太,她的一生就够精彩的。老太太叫蓓迪,人高马大,短短头发,架一副大大的眼镜,很精干的样子。再加上她的姓,沙金,英语听上去像是个军职,就给我有点厉害的印象。后来,看到她年轻时一头卷发的照片,才知当年也是一个金发美女。
蓓迪并不是出生在我们这里,在偏北点的辛辛那提,却也算是南方。要强调“南方”,是因为美国的南方和北方一度有本质差别。北方没有种族隔离,南方却在南北战争后实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在蓓迪小时候,她生活的小城里也有种族隔离,要是黑人去百货店,就不能像白人一样试戴手套和帽子。一般来说,不要说小孩子,大人也是喜欢有点优越感的。假如社会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个阶层高贵的身份,而你又恰属其列,一般都是欣然笑纳,很少听说是要谦虚退让的。而蓓迪的父母身为白人却非常反感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结果蓓迪也就跳出了狭隘的南方视野。
一个地方若要向善处改变,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家有个善的共识,所谓核心价值,比如说人道价值等等。大家都常常纳闷,说美国不是在一开始就在宪法里确立了人道原则吗?为什么在南北战争后,还容许南方种族隔离?猜想其可能的原因当然是区域自治,可区域自治也不能违宪吧?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方那些存在种族主义思维方式的人们,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并不“违反原则”的理由,那就是“分离且平等”。这句话的出典来自美国独立宣言,当年美国对英国宣布独立,曾强调美国可以和英国“分离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被南方人拿过来,就变成了种族隔离的依据,他们说,我们不是谁欺负谁,我们是“分离且平等”地生活。具体就是黑人不能使用白人的公共设施,白人也不准用黑人的公共设施。蓓迪有一次在新奥尔良转火车,去了黑人售票窗口,惊讶地发现,售票处居然依法不能卖票给她。这样的正理歪解,一时要击破它倒也不易。
这就牵出向善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容许讨论。假如没有向善的共识,假如大家认为不人道也无所谓,当然不指望会改变;而假如第一条是肯定的,却对某一种现象是否符合人道不让讨论,那么可以想象,改善也将是困难重重。因此,容许对任何话题的公开讨论就变得很关键。
蓓迪在南方非常保守的南卡罗莱那州读大学。1933年却参加了黑人神学家哈华德·图曼的系列讲座,他后来是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导师。他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就是有关种族歧视。这种讨论在南方公开进行,黑人也拥有自己的报纸,最终,才通过司法途径和平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历史。这种公开讨论是一种对内心障碍的消解。
蓓迪岂止是跳出南方局限,她还幸运地展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她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和外国事务。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2年2月,蓓迪的教授把蓓迪带到洛杉矶,专程去听爱因斯坦对国际事务的演讲,主题是裁军。这个演讲恰在联合国前身的国联举行裁军会议之前,也在美国卷入二战的九年之前。当时爱因斯坦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区域和逐步裁军其实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真正的裁军必须是全球的全面裁军,否则只是表达良好意图的天真愿望。今天我们去看,与和平有关的议题,其实都是如此。
就在临近毕业之前,蓓迪参加了东京的日美大学生联合会议。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满洲之后,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试图作出的一点示好姿态。回忆她的东京之行,蓓迪说,我第一次感受到“帝国权力”是怎么回事,欢迎的人群,会议的发言,一切都是在权力安排下的做戏,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1936年,就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蓓迪在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院得到一个工作,并且开始熟悉她一向感兴趣的国联。当时,适逢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向国联求助。蓓迪亲眼看到,国联如何因缺乏实力而无法真正回应这样的呼救。虽然国联的建立旨在消除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危机,却因无法应对二次大战前的新形势,最终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还是爆发了。在战争期间,蓓迪一直作为政府间的联络官和记者驻在欧洲。
战后蓓迪回到美国,后来搬到我们附近的小城雅典。她帮助建立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小城的分会,推动选举,推动建立黑人的妇女组织,参与了南方的彻底变革。今日之南方,已经和北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之后,她在一个典型的南方杂志社工作,这样的杂志常常只讲些当地故事。在晚年,蓓迪却突然写了早年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真实故事,发表在这样一个南方杂志上,那是属于她的故事:二战爆发前的1936年,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捷克记者,如何为了对国联警示希特勒的威胁,冲进国联会场,把自己打死在会场里。
我常常想,晚年的蓓迪为什么突然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凭她丰富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知识,凭她多年在战争期间的工作经验,她一定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也和当年的国联一样,在屡屡遭遇力不从心的制度性困扰。而世界要向善处走,困难大得多。因为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善的核心价值。
或许,蓓迪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太,是在写出自己的担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