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论战，回首廿年

一言以蔽之，提升公交的关键是让官员进入公交服务系统中。完成了这一转变，一通百通。完不成这一转变，说什么都是瞎扯。

羞言我赢了

1994年8月9日拙文“轿车文明批判”在《光明日报》刊出。文中观点如下：简述轿车发展史；现代社会中驾车是购买一项大大超出轿车的交通系统的使用权，它包括道路、路标、交警、保险系统，其中道路修建费是天文数字；购车之特别动力有二：其一可资炫耀，其二因政策上的倾斜，即不缴或少缴修路费、停车费，驾车者以超低价格购买了这项消费；公民有权买车，但无车的公民要求他们必须缴足养路费，政府不可以资助驾车人与汽车商；轿车制造业可拉动经济是个谎言；未来中国城市的明智选择是公交、自行车，而非轿车。

同年11月8日，经济学者樊纲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辨析”，批判拙文。我在当日完成了九千字的反击文章“轿车文明再批判”，无奈《光明日报》的答复是：党报不争论。后《中国市场经济报》（1994/11/24）刊登了该文。

1995年初，北京电视台背对背采访我与樊纲，将双方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对接在一起。其为热门话题，二人针锋相对，遂使该节目传颂一时。

二人论战中的胜败、高下，非我一人说了算。但自此我撰文出镜，欲罢不能，而樊纲则缄口不言。2005年北京电视台忆起十年前的这场论战，拟邀我俩再战一轮，我求之不得，樊纲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我的猜想是，批判轿车是世界舆论界的主流，他岂敢再作轿车的辩护士。

也是在1995年，受经济科学出版社委托，我编辑了《轿车大论战》一书。那年月出版周期长，此书1996年4月才问世。我从来觉得论战比独白有趣，且角色变了，作编辑就要好好搭台，偏袒一方太小气无聊。无奈事实上，反对发展轿车的作者轻易就能找到，而我费尽心力，旗帜鲜明的辩护者竟然除了樊纲只找到一位记者李安定。乃至书稿是我所编，前言是我所写，“编者”的称号却刻意回避，只署“郑也夫等著”，怕读者以为编者偏心，实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辩护派的写手。

自1994—1996年，从郑樊交手到《轿车大论战》，可清晰看到，批判轿车一方占压倒优势。但与此同时，中国轿车制造商却逆舆论而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看天下是谁的：

惊骇于如此相异的走向，论坛上的胜者已无一丝荣耀可言，唯有长考：舆论与实践之南辕北辙，何以发生？

管窥决策层

借为《轿车大论战》约稿，我与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的全永燊先生深谈了一次。他考察过多国大都市，见多识广，堪称北京市政府首席交通专家。

全永燊骨子里主张公交，反对发展私车，他对我说他见过的国外所有都市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