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话”之三】清末新政的设计师张之洞

张之洞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几乎所有能够“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岁的老人，来日无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中国古代的儒学精英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忧社稷，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历朝历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两位堪称“设计师”式的人物，一是康有为，二是张之洞，他俩都写出过影响维新运动的思想性著作，提出过系统的变法建议，在不同时期，受到帝、后的重用，充当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悬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径庭。

康有为毫无政治根基，人微言轻，只能凭口舌文辞博取皇帝恩宠，挟天子令诸侯，自上而下，走大跃进式的激进变法之路；张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权重，在枢臣督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辖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变法运动。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两位设计师的思路大体相似，但实施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其个人命运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叹。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先锋

不同于以军功出身的刘坤一，张之洞是科举时代的幸运儿，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亲均曾任知县，父亲张瑛，自道光中叶起，一直在贵州做官，由知县、知府而至道员，咸丰六年（1856）病逝于军中。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20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贵州度过，他自五岁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岁，共换过13位教师，其中生员六人，举人四人，进士三人，皆系乾嘉两朝科场老前辈，业师优秀，学生精勤，12岁就出过诗文集，14岁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顺天府乡试头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中式第141名贡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试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从此，张之洞仕途顺利，步步高升，三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1867）、湖北学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学政（1873-1876），从1876-1881年，历任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光绪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抚（1881），十年升任两广总督（1884-1889），十五年调补湖广总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广12年，其间，在刘坤一出缺时还署理过两江总督（1894-1896）。（见胡钧：《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下简称“张谱”）

以光绪七年为界，张之洞的宦历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学官（十年）与翰院谏官，在此期间，他与张佩伦一起被称为“清流角”，虽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势薄，除了上疏言事，纠弹大臣，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时人拿他与袁世凯作对比，说袁“不学有术”，讥他“有学无术”，他的才干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之后才显露出来的，那一年，他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山西是个穷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到山西任谢恩折”，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简称“张集”），这是张之洞赴任途中的观感。他在谢恩折中提出了治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