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闪点】西闪专栏 时代的四类分子

在一件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上保持沉默，就理性的分析无非三类原因。觉得事不关己，或者觉得事不由己。

又或者，觉得无论事态如何发展，皆可搭便车，坐享其成。可是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理性的分析未必成立。因为说到底，人类从来不是纯粹的理性机器，而是依循着心理逻辑的情感动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诺尔-纽曼（E.Noelle-Neumann）就注意到，那些害怕被孤立受排斥的人会小心地观察众人的反应，并以此为参照，来决定是否对某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恐惧心理的支配下，人们自我审查，自我束缚，使得所谓民意其实反映不了公众的真实意见，反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虚假格局—声音大的一方闹得越来越厉害，声音小的一方势力越来越单薄，最后陷入长久的沉默。这种社会现象，纽曼称之为“沉默的螺旋”。

然而，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沉默的螺旋当然不可能解释一切。照理说，在主流意见的压力之下，少数派最佳的对策是放弃沉默，心甘情愿地加入多数的一方。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从众心理，心理学家称之为“乐队花车效应”或者“羊群效应”。那么仔细想来，一直沉默的人必然另有保持沉默的理由，使得他们依然坚持了某种程度的反抗，没有彻底屈服。

这样的沉默，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样的沉默也是危险的。因为相较于语言，沉默的人显然更热爱行动—看看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就知道了。那些端着AK47，脸蒙黑布的壮汉，估计不少就是沉默者吧？

沉默的危险还在于，它使得我们更难通过公众舆论去把握民意。沉默，使得民意成为与现实差异甚大的幻觉。美国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很早就指出，现代人生存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经过舆论加工的“拟态环境”。本质上而言，那不是现实，而是人们关于现实的看法。他在《公众舆论》的开头讲了一个颇有启示意义的小故事：一群友善的朋友住在大海中的孤岛上。他们中间，既有英国人，又有德国人，还有法国人。1914年的某一天，一艘邮轮经过小岛，带来了一则六个多星期前的旧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时候，岛上的朋友们才意识到，他们在两个月之前就互相成了“敌人”。

我很好奇，之后他们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改变。其中，沉默是不是一种选择？可惜李普曼没有往下说。

既然拟态环境不是现实世界的镜子，而是一个重构的图像，那么，我们何不跳过它去把握真实呢？答案是绝无可能。归根结底，万物必须经由我们的大脑加工，才能成为我们可以理解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在自己的看法当中，也不得不生活在别人的看法之中。而沉默，使得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满了不确定。

一个人的看法决定他的态度和行为。假如沉默掩盖了真相，可不可以从这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反推他的真实看法呢？美国学者洛厄尔（A.L. Lowell）说可以。他按照态度和行为的倾向，将人分为四类。一类是鼓吹改革，而对改革前途持乐观态度的人，他名之为“自由派”（Liberals）；一类是鼓吹改革，而对改革前途持悲观态度，主张施以激烈手段的人，他称其为“激进派”（Rradicals）；还有一类人主张维持现状，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洛厄尔把他们称为“保守派”（Conservatives）；最后，则是那些主张保持现状，却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欲以激烈手段维持现状的人，他谓为“反动派”（reactionaries）。

我认为，这不失为击碎幻觉贴近现实的好方法。

【作者简介】

西闪 别人称呼他作家、评论家、独立画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身体与精神双重意义上的个体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在各种观念间穿行，举重若轻，谱出了一曲《思想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