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徐小虎 我一点也不孤独

徐小虎的祖父徐树铮是北洋时期收复外蒙的著名将领，父亲徐道邻是民国著名的法学家。为国奔走的祖父和父亲让徐小虎立志为社会做点什么，王季迁将她领进古书画笔墨鉴赏的大门，高居翰则让她收获了世上最为珍贵的友情。

徐小虎 艺术史学者。生于南京，大学就读于美国班宁顿学院，之后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钻研中国艺术史，五十岁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获硕士、博士学位，著有《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等书。

1937年，南京遭日军轰炸。军机在空中穿梭，城里四处都是火光，人群在街上逃亡。一个年轻的外国女人，拖着沉重的行李，挺着大肚子，牵着女儿混在人群之中。

正值南京城最危急的时刻，她独自一人，打算带着孩子离开中国，回到较为安全的娘家去。她的娘家在德国，一路上，她先要从战火纷飞的南京坐火车到武汉，再途经香港，然后坐船到埃及，再绕回德国。

这一路的奔波和艰辛意味着什么，年幼的女儿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眼中看见的南京城虽然不像往常安谧祥和，却在此刻绽放出了不同寻常的“美丽”：灰色的烟雾遮蔽蓝天，满天的火光就像烟花一样绚烂。

谁也不知道，路上这个衣着得体、面容平静的德国女人，就是当时任职于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徐道邻的妻子。而她手中牵住的小孩，便是后来以古画鉴定名噪一时的艺术史学者，徐小虎。

芭芭拉，冒险的跨国之恋

“那一年，我三岁，我的母亲也才二十四岁”，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徐小虎回忆道。她的父母相识那一年，母亲芭芭拉还是个高中生，父亲徐道邻则在德国读大学。两人相知相恋，不久后，芭芭拉便不顾家人反对，离开家乡和徐道邻结婚。担任婚礼媒人的是两人好友、时任南京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主任蒋复璁（不久后任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调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后来，徐小虎在妈妈的讲述中得知了自己出生之前的故事。“年轻的德国女孩告别家人，漂洋过海来到古老的中国，成为一个陌生家庭中的一员，在1933年的南京，算是件非常冒险的事。”芭芭拉不会说汉语，徐道邻的家人也听不懂德语。但语言没有成为她进入这个传统家庭的阻碍，她开始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学习各种传统礼节：磕头、倒茶、唤爹娘，还改了个中国名字叫“徐碧君”⋯⋯让芭芭拉倍感新奇的中国生活刚刚开始，战争打响了。徐道邻担心家人安危，便让妻子带着小虎，回到德国去躲避战火。回到德国后不久，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一年后，一家人在德国重聚，曾经在南京的温馨生活很快在意大利得以延续。徐道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意大利大使，芭芭拉也成了最年轻的大使夫人。“我们住在罗马的古堡里，墙壁上是华美的壁画，家里有许多佣人，有厨子做饭，出行还有司机。”

徐小虎清晰记得，在罗马的那一年，每个礼拜，父母都会穿着崭新而漂亮的礼服，到当时的皇帝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家里做客，同桌的客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以及当时权倾一时的总理墨索里尼。“其他外交官们都很老，只有我爸妈这对夫妇，特别年轻，特别美。”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又回到中国。回到重庆，原先在罗马贵族式的奢华生活一下子被切割成最原始的模样——他们住在重庆的歌乐山，没有水、没有电，屋里只剩一盏油灯。小虎和妹妹对此乐不可支：油灯、水井、破旧的房屋……这样的苦日子，在她们看来更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充满了新奇和趣味。

芭芭拉当时已经通晓中文，能说能写，还能读报纸。闲暇无事，她就和其他官太太们一起聊天，说的都是打仗前上海南京夜夜笙歌的生活。和平时代让她想念，但她从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转变，念叨最多的不过是重庆的潮湿，以及总是黏糊糊的空气。

跟着母亲在战火中“走南闯北”，这样的经历对徐小虎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重庆开始打仗，徐道邻再次把芭芭拉和孩子们送走。“抗战时期，我伯伯曾经在北京曾经卖掉了一批祖父的藏书，祖父在里面做了很多笔记，还写了评语。爸爸极孝顺，他当时留在上海，就是为了想把它们都收回来。”时年36岁的芭芭拉再次独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长途跋涉来到陌生的美国。

这一回，不仅没有佣人、豪宅、金钱，芭芭拉和孩子们甚至只能寄居在其高中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因为政治问题，徐道邻在上海被软禁，后来到台湾再次被软禁，无法和家人联系。身在美国的芭芭拉依然没有怨言，开始打工赚钱，抚养孩子们。

“她是一个多才、坚强、伟大的女人”。许多年后，回顾母亲带着自己在战火中穿梭的日子，徐小虎不由感叹。长期和母亲一起生活，徐小虎直言受了很大的影响。“她教会了我质疑，对于自己不得其解的问题，要亲自去调查清楚。”

二战期间，纳粹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进行屠杀。芭芭拉突然发现，自己的犹太朋友仿佛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她心生疑惑，千方百计地打听，想要知道答案。“当时，大家都怕纳粹，关于这些问题都缄口不言。但我母亲不怕，她一定要弄清楚，这些朋友到底都去了哪里。”徐小虎也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质疑精神，“成年后，我不再相信官方的说法。我只认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不会只按着官方期望的方向去走。”

徐道邻，经常“缺席”的父亲

徐小虎出身名门世家。祖父徐树铮是北洋时期的著名将领，收复外蒙的大功臣。父亲徐道邻则是民国高级官员、以宪法和法史研究传世的法学家。姑姑徐樱是昆曲艺术家，姑父李方桂则是语言学家，也是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中国第一人。

在徐小虎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经常“缺席”的人。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职的徐道邻，从政后终日为国事奔走，鲜少有暇顾及家庭。治学严谨的他，对孩子的要求并不高。“我们愿意上学就行。”徐小虎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有一回班上要求写大字，自己怎么也写不好，甚是懊恼，“父亲看了看，没有责备，反倒拿出一个汉碑让我临摹。我当下就松了一口气，写隶书比写大字可舒服多了。”

就像徐道邻成年后一直想念着他早年被暗杀的父亲徐树铮一般，徐小虎也一直想念这个经常“不在场”的父亲。父亲常年不在家，女儿的想念和崇拜却从未停止。“他的存在对我而言是一个榜样。他清高、爱国、才华横溢，就像古代的英雄，让人仰慕。”

“父亲和祖父一文一武，学问都好得不得了。”和徐树铮一样，徐道邻精于书法，擅诗词古文，从政后仍然手不释卷。“他们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从小就开始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扎根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徐小虎觉得，到了自己这一代，教育形态发生变化，没有了那样的熏陶，也就没有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文盲’，是‘文化孤儿’，是和中华文化传统毫无关联的‘外国人’。”

“我认为，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得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做成一朵最漂亮的花，贡献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在徐小虎看来，祖父和父亲为国家交付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给她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这决定了我也愿意跟在他们身后，去贡献社会。这是一个启发，一种源于家族的自豪，也是徐家的长辈们交付给我的传承。”遗憾的是，几次逃难，祖父徐树铮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父亲徐道邻留下的一支笛子，被徐小虎一直带在了身边。

王季迁，每张画中都有古人的影子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也达不到祖父和父亲的高度。可是我还是想要像他们一样，为家国做些什么。”最终，她选择以中国传统古书画鉴定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书画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面。我用眼睛看，用心感受，然后从经验中提炼出可供后人借鉴的新的方法论，为那些被传统中国书画观蒙在鼓里几百年的人解惑。”徐小虎说，自己这样做之后，“终于觉得可以抬起头来，站在祖父和父亲的后面。”

实际上，和中国艺术史、古书画鉴定结缘，并非徐小虎刻意为之，“是偶然，也是必然”。1964年，徐小虎与丈夫移居至美国普林斯顿。隔壁便是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徐小虎便打算顺道在这里进修一下。

学科目录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当她看到C时，一眼看到了China。“China，我的祖国”，这让已经离开中国十多年的徐小虎非常惊喜。而China这个组别下，第一个出现的单词便是Art。徐小虎心想，这也许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了“中国艺术史”这门学科。“没想到，竟是研究‘死人的东西’！后来想想，研究自己祖宗的东西也很好，很有趣，于是就一直做了下去。”

徐小虎就这样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进修时，在老师的带领下，她与同学一同拜访了著名收藏家、鉴定家和现代书画家王季迁，并参观了其在纽约曼哈顿家中的书画收藏。

王季迁的家中挂着许多古画，画桌上摆着砚台，笔架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毛笔，“闻到墨香的味道，突然感觉像鱼跳回水中那种无限的愉悦。”王季迁把古画一张张铺在桌子上，向学生们讲解笔墨之理。这次拜访给徐小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季迁身上的文人气息仿佛让她一下子回到父辈的年代。

几年后，徐小虎独自再上纽约拜访王季迁。其时，徐小虎已对中国古书画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相谈甚欢，徐小虎提议想让王季迁给自己“讲课”，以中国传统书画观为主题，自己提问，王季迁作答。王季迁当即答应，让这位“学生”每周六到家里“上课”。

“要研究中国古画，笔墨本身是最关键的东西。但没有人知道笔墨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知道的人也不说。因此，我对此很好奇。”此后八年间，徐小虎每周赶赴纽约，和王季迁交流笔墨鉴赏之理。有时，徐小虎会列出照片、翻开书本，指着画问东问西。有时，王季迁索性跑到画桌前，拿出纸笔示范给徐小虎看，让她观察某种实际用笔时的角度、笔尖或笔腹之间的位置……

徐小虎和王季迁每回一聊就是八个小时，话题永远离不开绘画。两人聊得兴起，王季迁的太太、书画家郑元素便在一旁悄悄把茶满上，旁人也断不打扰。“我认识的王先生是很慷慨大方的。无论我向他要什么，他全都给，毫无保留——我要的不是古画，而是知识，是形而上的东西。他不像一些书画大师，兜里总留着最后一招，留着不外传的秘诀。王先生总是希望你比他懂的多。”

“我认为王先生是中国文人绘画史里头最顶尖的画家”。让徐小虎心生敬佩的，不仅仅是王季迁在知识传授上的慷慨，还有他一直求新的精神。离开祖国定居纽约后，王季迁终日醉心于书画，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创作上。“从前一大部分的清朝文人画家，都在仿古人的笔意，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创意。王先生则不然，一方面，他的每张画里头都有古人的影子。与此同时他也在自由地创作，尝试各种时代的结构方式，使用各种文人的笔迹意识——这是没有人能做到的，甚至是没有人试图去做的。”

徐小虎感叹，没有王季迁的那些“课”，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交谈得越深入，徐小虎对这门学问也越来越熟悉，“我终于感受到，这些中国古画是一个活的东西，不是一个纸上的、平面的、没有时间性的东西。”

高居翰，可以互掐的朋友

今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徐小虎八年间与王季迁的对谈收录出版，名为《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高居翰（James Cahill）是最早看到这个对谈的人，也是最希望这个对谈能够出版的人。”高居翰得知徐小虎正在做和王季迁的对谈，以研究中国笔墨之理，便写了推荐书，帮她申请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经费补助，在访谈手稿整理完毕后，徐小虎立刻将手稿寄给了自己这位老朋友。遗憾的是，《画语录》在内地出版后不到一个月，高居翰就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

高居翰是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西海岸的“学术巨人”。15岁那年，在美国读高中的徐小虎在国际学生之家俱乐部里，认识了还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东方语言学的高居翰。两人合作演戏，演的是美国历史上普利兹诗歌奖的首位得奖女诗人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作品。戏只有一幕，高居翰和徐小虎分饰男女主角。

“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但对他的第一感觉，就觉得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当时的高居翰并未向徐小虎提及自己正在研习中国艺术史。短暂的一面之缘后，徐小虎很快忘记了这位“戏友”。十多年后，徐小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研究中国艺术史。当时这门科目的必修教材正是出自高居翰的笔下。徐小虎前去听课时，高居翰首先认出了她。她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史学家，就是当年和自己对戏的“年轻帅哥”。

两人渐渐成为好友。同样的研究方向，也让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少“互掐”的故事。最为人所知的是1982年，经高居翰鉴定的吴镇作品《墨竹谱》，被徐小虎视为伪作——吴镇是徐小虎最为欣赏的一位书画家，鉴定其作品的真伪，她算是行家。“我和他提前打过招呼，谁都可以提，但千万不能说到吴镇。要是拿吴镇的东西来说，我肯定要辩驳。他不听话，在演讲上提到《墨竹谱》，于是我就跳了出来，指出《墨竹谱》不仅是假画，而且还是伪作里很不好的东西。”

高居翰并没有生气。这头刚刚互掐完，那头两人继续着信件来往，聊着各种生活琐事。“我经常向他‘报告’自己在学术上的新发现，就像一只小狗，把在外头找到的骨头带回来和同伴分享。”但高居翰总是在回信里半开玩笑、故作生气地说，“我不欣赏你的发现，因为你的每个发现都会推翻我之前的定论。”话虽如此，高居翰还是慷慨地为徐小虎的书作写着推荐语，《画语录》里便有他题写的序言。

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颇多，但徐小虎依然认定高居翰是“向世界打开中国绘画史的老头”。她要求自己的学生去听高居翰的演讲，“他对艺术家的背景生平和所处的时代做了很多研究。他经常会透过画上的题跋，讲到艺术家的生平故事。他总是可以很快地进入一张画，而他看到的东西、引起他共鸣的东西，是很精细的。没人能像他那样说出那么多如此精彩的故事。”徐小虎和高居翰的研究方法不同，“我只看东西本身，辨认是否是真迹，我不研究艺术家的历史。”而高居翰所涉及的知识领域，与自己正好是一种互补。“他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介绍，打开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一扇门。”

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数十年间，徐小虎对于学术的固执和直接，得罪了不少人。“没有同行愿意和我说话、和我通信，只有高居翰，成为了我几乎唯一的朋友。”两人最舒服的相处状态，便是放开自己的学术意见，一边喝着很好的红酒，一边坐下来聊天，谈共同的朋友，谈彼此的家庭，谈音乐，谈生活，谈各种好朋友之间会聊的话题……高居翰逝世后，徐小虎的心里空落落的。“这样的朋友，以前就是唯一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徐小虎一直被视为是艺术圈里的异类，但她说自己从来没感觉到孤独。“我不想做什么教授什么所长，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对物质上的收获毫无兴趣。”徐小虎的兴趣在于发现。“能发现，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收获来了，我就要拼命和别人分享。”几十年观察下来，她在很多同行的身上，找不到这种探索的热情。“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好奇。明明是学者，面对这些这么好玩的事情，他们怎么会不好奇？我觉得失去了这种动力的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一点也不孤独，我觉得他们才孤独。”

如今，徐小虎的生活几乎被研究、演讲和写作占满，在别人看来这完全是“自讨苦吃”，毕竟今年她已经八十岁了。但在徐小虎看来，要是哪一天能够不打扫、不收拾、不洗衣服，甚至连电话都不接，完全抛开世俗生活的繁琐，把时间都用在研究上，才是最大的幸福，“也是目前最最奢侈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