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杨奎松 有谁天生就是妖魔

理解『革命』，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钥匙。

杨奎松是“小圈子”里的名人。这个所谓的“小圈子”，一是指国内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圈，二是指历史尤其是中国党史的爱好者们。他在专业领域的声名是顶尖的，与2011年去世的历史学家高华并称为“南高北杨”，是难得在海内外都颇有影响力的近现代史学者。

杨奎松 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八卷）、《西安事变新探》、《失去的机会》、《中间地带的革命》、《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

我们的采访约在7月的上海，学校放暑假，但他依然忙碌，因为马上要去美国和英国待三个月，参加研讨会和讲学。从1990年代后半期起，杨奎松就频繁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研讨会。2008年，在参加完哈佛大学学术研讨会之后，他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蒋介石日记手稿。日记是一个人最私密的记录，不仅是史料，也是帮助理解历史人物的重要材料，帮助他“把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

同情与理解，是杨奎松不停向学生叙述的概念，也是他自己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所谓“理解”，不仅是对历史“此方”的理解，也是对“彼方”的理解。

革命无所谓“普适性”

自从王岐山在人大会上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革命这个话题就在中国这片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血亲关系的土地上重又掀起一波讨论的浪潮。在各种讨论中，杨奎松在去年出版的《革命》套书再次被人翻出来，作为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必读书目之一。

在大陆，因为材料难以完全的关系，做近现代史的学者往往从微观入手，研究一个小题目。杨奎松做的却是宏观史，按照年代梳理下去。“革命”一直是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主题，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理解“革命”，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钥匙。作为党史专家，杨奎松对近代以来中国三场革命有个基本观点，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都是受到国际政治大势和外部环境刺激影响被动发生的。“如果按照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进程，二十世纪上半期都达不到爆发这些革命的程度。即使是最温和的辛亥革命，也不会在1911年发生。”

革命也无所谓“普适性”，因为近现代史上，没有经过革命而走向现代国家的比比皆是。并且，“即使称得上革命，在烈度和广度上也有所不同。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暴烈性上就不可同日而语”。

对掀起“读书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杨奎松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托克维尔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批评法国革命，他在书中写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与美国革命中的杰斐逊等人不同，法国革命者没将革命视作自由立国的重要时机，不仅让追逐物质利益的贫民裹挟了革命，而且用平等原则替代了对自由权利的诉求。在杨奎松看来，很多人都对这本书有着误读，托克维尔谈论的并非“如何避免革命”，因为“当社会发展到要革命时，革命是无法避免的” 。

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

十几年前，杨奎松在给北大的学生讲现代中外关系史的课程时，曾在黑板上画过一个同心圆。通过这个同心圆，他告诉学生，“离开了生物的人，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存在”。看待这个世界，首先应该明白“人是目的”、“人生而平等”。

“人是目的”是康德的主张，康德的人道主义观念曾给年轻时的杨奎松带来深刻的影响，他亦主张在历史研究中保持人道主义的精神，“用人性、人道、人权的眼光去检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保持客观、批判的精神，进得去，出得来。“研究历史，核心就是研究人。无论写大历史，还是写小历史，我都会把当事的人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

找到自己学术研究位置的过程并不畅顺。1977年，24岁的杨奎松参加高考，“被调配”进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系。直到毕业，他仍是不喜欢这个专业，因此没有去考研究生。毕业后进了党校做了5年编辑。这期间看到许多读书时无法接触到的资料，逐渐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才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大部分时间，他靠自学来推进研究，也逐渐发现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一定能够发现许多只有你才能够发现的历史真相。那是你的‘创造’，也是你生命的价值所在。”

他在北大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李国芳说，杨先生在北京时，师门聚会总是爆满，除了在校的硕士博士外，很多已经工作但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也会去。有一次吃饭，人越来越多，从大凳子换成小凳子，还是挤不下。但在小圈子之外，他几乎没有知名度。他不是“公知”，也不公开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

对想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的学者来说，党史研究是个敏感领域，有许多研究方法和路径之外的困难。“禁区太多，政策变化太快，光是要找出历史碎片本身，这项工作就非常困难。”杨奎松去过的档案馆，一段时间后再去都会发现，许多过去开放过的档案，现在又不开放了。如果连构成历史碎片的基本材料都读不到，历史研究又如何能还原真实？此外还要面对严格的审查制度，研究上有些突破的成果，很可能石沉大海或被一票否决。比起这些，研究方法、路径上的困难“反倒无足轻重”了。

书生与政治

正如新书的标题，“书生与政治”，算是杨奎松主攻方向之外旁溢出的另一个课题。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政治，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杨奎松在新书导言中提到瞿秋白所写的《多余的话》，作为曾经的“总书记”、热爱文学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临终前声称自己作为一名“怯懦书生”，“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起码的革命者”，进到政治生活中来，甚至当了党的领袖，不过是“历史的误会”。

以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考者，理应站在客观立场，保持独立，以批判态度来对待政治。但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与政治纠缠不清。

书生与政治的关系，一在于自身，这是主动；一在于时代，这是被动，这两者在《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都有涉及。为了写这本书，杨奎松跑了许多地方，最后选定潘光旦、张东荪、王芸生三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受制于材料，二是因这三人可以代表1949年后知识分子从好到坏的三种不同际遇。

杨奎松年轻时，也因政治事件而颇受了些波折。1976年，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后他写下“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的诗句表达对当时政治状况的不满，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坐了半年的牢。他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讲述这段牢狱生活，“我没觉得这件事有特别大的影响或是刺激。这之前我不太了解自己，蹲监狱那次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心态，无所谓，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在大学里教书这几年，杨奎松接触到很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和他因政治被投入牢狱时差不多同样年纪，但显然已经没有了他当年的那种对政治的热情。他对此看得很开，“今天的同学们就业压力极大，社会本身又充斥着各种物欲刺激和一夜暴富的样板，无论是让同学为学问坐冷板凳，还是让他们为改革现状投身政治理想实践，显然都是一种太过奢侈的期望。”

不过他也做着自己能做的事。采访前一晚，他的微博上开了很长的一个书单，光开给本科生的就有70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

这种启蒙的自觉，大约是他作为“一介书生”的责任感，就像他在提到近现代史研究的迷人之处时所言：“发现自己能够发现的历史真相，距离生活的现实和当今人们所了解认识的一切是那么接近，以至于你会发现你正在帮助你周围的人，乃至帮助社会大众，重新认识他们经历过的历史，了解那些历史何以发生的原因。甚至会期待社会上更多的人像自己一样，在读懂过去的同时，看清楚符合历史进步的未来之路。”

“不过，这也只能尽力而为。”他最后说。

［对话杨奎松］

有序革命其实是水到渠成

记者：你在政治哲学方面比较推崇的学者有哪些？哪些人的思想对你的影响最大？

杨奎松：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政治哲学学者，肯定是马克思。我从十八九岁就开始读他的著述，一直到今天还经常在读。上大学前，包括在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里，我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学和用，是拿来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做比较鉴别。马克思政治哲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历史决定论。我不同意卡尔·波普尔关于历史无本质、社会无规律的非决定论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只就历史的中时段甚至短时段看，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毫无疑问是难有必然规律可循的。但是，如果就历史的长时段，如果我们把历史拉长到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来看，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其一般特征的概括，未必不可视为某种规律。

记者：你是用什么态度读马克思的著作的？除了他，还受到哪位学者的影响较大？

杨奎松：我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感兴趣，多半是基于他坚持了康德“人是目的”的基本理念，并通过其政治哲学予以了相当深入的考察与论证。我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怀疑，也恰恰在于注意到他没有能够将人道主义坚持到底，反而相信可以靠“以暴制暴”乃至“必要之恶”，来成就人的自由解放。也因此，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知识方法中，凡有助于更深入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规律者，我都在广泛涉猎。说到除马克思之外让我受教甚深的学者，应该是汉娜·阿伦特，我前些年看了她的著作，对我了解革命的社会性、现代性及其规律性，有了很大启发。

记者：革命是否总与某种乌托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与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有关系吗？但是革命好像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有效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杨奎松：革命并不总是同乌托邦联系在一起，革命甚至多半并不是有计划的和一定会成功的，也不见得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蒋介石主导的国民革命，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等等,就不含多少乌托邦色彩。革命至少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渐进的有序的革命；一种是外力作用下无序的革命；一种是以乌托邦为目标的躐等的革命。有序的革命其实是水到渠成的革命，也是量变已进到可以质变的条件，革命不过是那个质变的一瞬间。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不会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和破坏，反而可能促进新道德、新价值观的普及生长。其它两种革命就不必说了，任何无序的破坏性的革命或超越阶段的追求乌托邦理想的革命，对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公共道德和价值体系，都可能有负面影响。

记者：你如何打破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认知？把历史人物请下神坛最大的困难是？

杨奎松：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文革”中过来的稍有头脑的人，都不相信神化。我自进入历史研究以来，就坚持一点，即相信历史中的人也是人，和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等并无两样。我研究历史中人，从来都是用将心比心的方法去和他们对话，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植入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去想象自己如果是历史中人，当时会怎么想怎么做。在今天，把历史人物请下神坛并不难。倒是请下神坛以后，把他们还原成人反而变得很难很难了。因为，凡是容易被神化的人，也一定容易被妖魔化。但是，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看问题，有谁天生就是妖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