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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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元旦这一天，上午十点半左右，柏杨家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妻子告诉柏杨:“检察官找你去验尸，说有人自杀在旅社里，留有一张遗书给你。怎么回事?”

当时正在《自立晚报》开专栏、深受读者欢迎的柏杨，满心纳闷，赶到台北市艋胛（即台北市西区名）的长沙街二段星光旅社。一位姓张的检察官等在那里:“这是死者留的唯一遗书，指名给你。所以就麻烦你来一趟了。”遗书内容是:

柏老:

以你老的盍（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夏（厦）门的朋友的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

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

杨扬（思中）上

柏杨终于想起来了，杨扬是他的一个读者，去年10月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杨扬自称是江苏南通人，自幼随父来台。信中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由此可以猜到，大概对方正在服役，又不想服役。柏杨对兵役问题一窍不通，当即回信建议，可直接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去信请教。

张检察官将柏杨带上了旅社二楼，进入一个一床、一桌的小房间。他看到:这是一个约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尸体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蜡。桌上有半杯白开水，床头有半个岛上特产水果芭拉。

张检察官取出一个像小块肥皂一样的白色东西，推测说:“这个可能就是毒药，至于是什么毒药，得带回去化验。”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对一个年轻如朝露似的逝者?向台北市警察局联络中心询问，总算查出华南银行刘董事长的住址。两人到了刘府，刘不在，刘的夫人看了遗书，坚称丈夫不认识杨扬，又满目狐疑地说:现在上门“打秋风”的穷人这么多，简直就无法应付!

两人怅然地回到星光旅社。张检察官表示可以收尸了，柏杨当即打电话到市立殡仪馆。不到20分钟，殡仪馆的柩车来了。柏杨和旅社老板各买了一叠纸钱，在尸前焚化，然后在旅社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的目光中，将杨扬送走。回到家里，柏杨接到刘启光的电话。刘说，他过去是在厦门住过，但不认识张志忠，更不知道杨扬是何许人也。又问道:“他既姓杨，父亲怎么姓张?”并表示说:“穷苦之人，天下多的是，如果火葬需要钱的话，我站在同情立场，或可捐助几个。”

元月2日上午，杨扬的叔父张再添，和杨扬服役部队的长官，也从嘉义和高雄分别赶来。柏杨首先就问关于杨扬的姓氏疑惑。张再添告诉他，杨扬是从祖父的姓，祖父是入赘张家的。1968年，已是张志忠逝世的14年后，其弟仍不知道或不敢吐实二哥的真实身份。张再添告诉柏杨:“杨扬的父亲自厦门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很少回嘉义。偶尔回嘉义，弟兄们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台北做贸易生意，杨扬跟他的妹妹，从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时，他的祖母去世，杨扬回来奔丧，也没有什么异状……”

元月26、27、28日，柏杨在《自立晚报》自己所开的《挑灯杂记》专栏里，连续发表了《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感慨地写道:“呜呼，我老人家走投无路时，一死了之，还有可说，而一个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前途充满了希望，有啥过不去的事，竟这么也一死了之，怎么如此的不开窍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的追女朋友矣。”

2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蔡孝乾为负责人。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间道潜行三个月，年底至苏北解放区的江苏淮安，领受华东局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及刘晓等人指示。在洽商确定来台干部后，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林英杰等人在中共华东局组织下，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

蔡孝乾祖上，为明朝郑成功带往台湾的三百个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一家米店的账房，家里日子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他本人15岁即参加日据时期的左倾团体——台湾文化协会，16岁前往大陆，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当时，有不少中共著名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等，都在该校执教。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1928年4月，又参与台湾共产党的成立，被推举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1931年因日本殖民当局搜捕，他返逃大陆，到达中央苏区“首都”——瑞金，正式加入中共，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年仅26岁的蔡孝乾，由此一下跃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据说，那时的毛泽东也很看重他，蔡通晓日文，曾翻译多册日文版马列主义书刊给毛阅读。此后，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目前可知的官方记录中唯一参加了长征的台湾人（另有一说，张志忠也参加了长征）。

张志忠，1911年出生。原名张梗，嘉义新港人。其父以在溪边种菜维生，因为家境窘迫，张梗在公学校毕业后不得不去一家商行做了学徒。同住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维朝（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曾祖父）惜其天赋，资助其到大陆进入厦门的集美中学就读。张梗在此积极参加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担任该会机关杂志《共鸣》的主持人。其后，有过一段在故乡嘉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当他再度回到闽南时，这个年轻人的心灵里已闪耀起社会主义的火焰，加入了共青团（c.y）不久，便升了“大学”（共产党）。当时比一般学生稍大几岁的他，很快受组织之命回台，重建“台共”党组。

1931年7月，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调查发现，在翁泽生、林木顺等人（均为老“台共”领导人）的指导下，在沪的台籍学生成立了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其中牵涉到包括当时已返台的张梗等13人，随即将本案移送台湾总督府。9月，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根据上海方面的名单正图一网打尽，张梗却成漏网之鱼，潜回大陆。1939年在山东投身八路军，改名张光熙，进入延安抗大接受一段专业的军政训练后，在八路军129师所属的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担任干事。1945年5月，再改名为张志忠的张光熙，从冀南军区兴奋而又神秘地消失了，隔年4月，他率领首批干部由上海搭船，由基隆港抵达台北。

作为老“台共”的元老级人物，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似乎并不欢迎张志忠的到来，言行中对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两脚的小腿肚圆滚饱满，像岛上拉人力车的车夫一样的后者怀有抵触。大概在谢雪红眼里，随着台湾的光复与回归祖国大陆，其组党纲领本为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三大主张的老“台共”——这盏日渐疏暗的灯火走下“楼台”是必然的了。几个月来她就在积极运筹能够集体加入中共的新“台共”方案，她相信这是一盏将活跃、明亮于海峡两岸的灯火，自然极不情愿将它交到一个空降于此的陌生人手里……

张志忠去岛内能跑的地方跑了一圈后，也显得颇为焦灼。这时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吴克泰，日后回忆道:“他回台湾以前，以为老‘台共'会掌握一部分武装，回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很遗憾……一切都还要从头做起。”（《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或许因为有着129师的多年火线经历，这位当年沉醉于左翼理论形态的白衣少年，如今显示出对枪杆子的高度注意。

1946年5月底，张志忠和谢雪红信得过的属下杨来传前往上海，听候华东局的决定。华东局否定了谢雪红的方案，明确指出根据该方案成立的建党筹备会要解散，中共党章规定不能集体入党，只能个别审查、个别吸收;张志忠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代表，你们回去后要听张志忠的安排。

6月17日下午，在台北市内廖瑞发家，张志忠得以和老“台共”谢雪红系统的几位核心见面。因谢雪红目标太大没有到会，由其丈夫杨克煌代表。此次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并基本解决日据以来老“台共”内部的组织关系的分歧问题，为随后新“台共”的成立打下了初步基础。会后，张志忠和吴克泰见过一回面，他给后者透露，半个月前他回了一趟大陆，在上海结了婚，这次新娘也一同来了台湾。

蔡孝乾则迟至7月进入台湾。看架势，与张志忠一样，蔡孝乾也打算将要在岛上长期呆下来，他身边也有女人，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老婆和小姨子。

8月，蔡孝乾、张志忠，邀请老“台共”部分领导成员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等人，在台北市永乐町迪化街的林梁材家中开会，宣布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由此，可称新“台共”。

这些台籍干部，大抵多年避难于大陆，参与中共革命，和家乡早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多有疏离。这使得新“台共”发展多有掣肘，其活动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外，重点在吸收大学里具有高涨的社会主义理想却实无中国经验的知识精英。在一般社会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薄弱，当时新“台共”党员仅约5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100人。1947年2月底，席卷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几乎没有作为，既丧失判断能力，又缺乏应变能力。只有个别成员如张志忠、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积极参与其中，在台中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但随着国军整编21师等部队登台后的高压态势，起义随即昙花一现。谢、杨两人乔装打扮，由高雄匆匆出逃，去了厦门。张志忠又成漏网之鱼，在忙着安排一些身份暴露的同志出走之后，他去了吴克泰的家乡宜兰平原，这里南北边都是大山，东边是约40公里长的滨海浅滩。盛产粮食外，还可制糖、种烟草，渔获量不小，盐亦能从海水提取，木材可从太平山上源源不断地运下来，生活自给绰绰有余。大约张志忠日后有在此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此时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吴克泰回忆录》里写道:他“走路时身子有些向前倾斜，步子矫健，我怎么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来等我。我想，他这双铁脚板一定是经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国共战局迅速逆转。同年6月，中共华东局召开了“香港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台湾方面的人士，有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新“台共”重要干部14人。会议否定了老“台共”纲领中的鼓吹台湾独立的“台湾民族理论”，主张“台湾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和中国人站在一道”。

蔡孝乾有了将退潮后海滩上留下的困蟹一般的岛上红色革命，再度领进潮水的抱负与行动。新“台共”已形成“四大金刚”的领导格局，除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还有化名“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