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古公亶父的民本思想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有名的部族迁徙。这个部族当时还没有名字。如果非要称他们为什么，那么只能称作“豳”。因为他们的五世祖庆节（公刘的儿子）被商王封国于“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周”是他们后来的名字，是他们由豳迁岐，到“周原”这个地方定居后，以邑为名，故号为周的。部族的首领叫“亶父”，《史记》中称为“古公亶父”，古公就是“豳公”，“古”言年岁久也，犹今之“老太爷”。但先秦时的作家如庄子、孟子都称他为“大王”。“大王”即“太王”，是他的曾孙周武王建周后追谥他的封号。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周太王”。他住过的地方叫“太王城”，他的墓叫“太王墓”。

周太王领导的这次部族迁徙规模有多大呢?《史记》中没有明确记载。汉人伏胜写的《尚书大传》里说:“周人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一户若按五口人计，这次迁徙大概共一万五千人左右。迁徙的路程有多远呢?《史记》中也没有明确记载。只说“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漆沮”是河名，但古书没有标点，不知指一条河，还是两条河?如果是一条河，那么，陕西境内古地理志中记载的漆沮水，指的是现在流经陕西，东南入渭的洛水;而洛水在旬邑以东，西去岐山不可能经过洛水。如果指两条河，那么以陕西目前的河流分布看，岐山附近有漆无沮，黄陵境内有沮无漆，有漆有沮的地方只有铜川市的耀州区、印台区和王益区。二水相去旬邑不远，可惜也在旬邑以东。除非遇到大的拦阻，不可能先东后西。因而有学者解释“沮”为“徂”，根本不是河名。“梁山”在今乾县城北五公里外，倒是没有什么争议。对这次迁徙的路程，有明确说法的是清代学者阎若璩的《四书释地续》。据此书推算，由豳至岐约二百五十里，而梁山恰好在其一百三十里之处。

如果阎的推算无误，这次迁徙可以说规模不大，只有一万多人;距离不远，只有二百五十里。以每天步行五十里的速度计，大约五天就到岐山脚下了。但为什么这样一场无论从规模和距离上看都稀松平常的部族迁徙，会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以至先秦甚至汉以后几乎所有重要的典籍都提到了它?如《诗经•绵》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周人来到周原后垦荒筑室，大办农业的场景，《孟子》中把亶父作为实行仁政的榜样来劝导滕文公，《庄子》又把他作为“能尊生”的典范劝人“不以利累形”，《吕氏春秋》更把他当作“合目的”的代表教世人不要舍本逐末，汉人伏胜的《尚书大传•略说》里更是精要地记载了当时部族内部围绕战与和的激辩。《史记》虽然简略，但也基本完整地交代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这次迁徙之所以影响深远，并不在它的人数多寡和路途远近，而在部族领导人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表现出的人道观念与和平主义立场。面对大规模的外族入侵，一个部族领导人为了人的生命甘愿放弃土地与主权，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而由迁徙引发的两种观念的对话，说明三千多年前发生在渭河流域的这场集体移民，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逃亡或战略转移，而是一场由野蛮到文明，由暴力到理性，由黑暗到光明的精神远征。远征表现出的非凡智慧，足以使该族领导人彪炳史册。如果把迁徙本身比作中国版的《出埃及记》，那么亶父无疑就是《出埃及记》中的摩西。

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

周人从始祖后稷算起，到亶父已历十三世。大致活动在泾、渭之间。渭河流域土地平展，气候湿润，宜于耕作，周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这一带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传说后稷生下来就有远大抱负，与小朋友们玩游戏，不跳皮筋，不打石方，就种五谷杂粮。及至成年，被帝尧看上，封为农师，让他在“邰”（今陕西武功县）这个地方住下教民稼穑。武功至今有教稼台遗存，传说就是后稷给万民讲课的地方。那时没有“多媒体”，后稷一手拿着头一手拿着谷穗给人演示，甚是辛苦。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他儿子不窋时就被罢了官。不窋就跑到戎狄之间谋发展，放弃了农业。到四世祖公刘时，又重操旧业，学习种庄稼，有时渡过渭水，跑到南山里，挖回各种野生植物来研究，堪称&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