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岁月与人

艺术上矫伪的盛行不过是人们内心中矫伪的反映。矫伪的灵魂滋养矫伪的艺术，而矫伪的艺术又会造就矫伪的灵魂。这个不断相互复制的过程，才是一件值得长期忧虑的事情。

    在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里，杜丽娘一日游到园中，见姹紫嫣红开遍，不禁道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阳春烟景感召下，少女自敞心扉，娇叹一声：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园中的美丽景致，不知何故，促使她的性荷尔蒙大量分泌（这是一个被古人频频提及，但尚无科学解释的神秘现象）。游园后，杜丽娘春心怅惘，情思难抑，作了一场春梦。从此开始了一段缠绵悱恻，出生入死的爱情故事。
    在“惊梦”一场中杜丽娘有一句台词，“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被人们作为清词丽句广为传诵。人们通常这样理解这句话：杜丽娘虽然养在深闺，但对人为雕饰的东西并不喜欢，更喜欢的是事物的天然本色。这种理解方法非常自然，也非常美，它使杜丽娘变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世外仙姝。但它也有一个小小缺点，就是站在使用现代汉语的今人立场上望文生义。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解法：所谓爱好，实际上是爱美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本小姐天生爱美。这种理解方法可能是源自古籍，属于正统解释，但用在这儿却有点煞风景，因为它使杜小姐显得有点俗气，还带点自夸自赞的小家子嘴脸。所以如果我能早生几百年，与汤显祖同一时代，一定要设法找到他，敦促他把这句词改一改，改成“可知我一生儿爱的是天然”一类。这样就可以避免歧义，使这个中国文学的瑰宝在意境上得到提升。
    话说回来，这句词改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语言本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有很大弹性，根本没有定解。譬如说，当我第一回见“交待”这个词时，心里就十分别扭，因为中国话里原本没有这个东西。但后来就听惯了，甚至不由自主地用起来，而且还从这个词里，看出来一些历史背景和复杂内涵。原来这个词是在“文化革命”时诞生的。那时候，许多人有了问题，必须交代。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革命群众，擦亮了眼睛，一边正告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一边在等待着他们的交代。一边在交代，一边在等待，久而久之，两件事情渐渐在场景中合而为一，就成了“交待”。到了今天，虽然在１９６６年以前的词典中查不到，“交待”早已取代“交代”成为正统。由此可以推测，在对“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解释上，正统与非正统的逆转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由此可见，对天然的爱好深植人心，是人类天性的一个侧面。从道理上讲，受人性驱策，艺术也应该是崇尚天然，厌憎雕饰的。虽然在艺术史上，也出现过种种背离天然，玩弄花巧的倾向，但这些眩人眼目的把戏终究难窥艺术之堂奥。
    在我看来，一种艺术形式，只要它是在时间上连续展开的，如电影、戏剧、文学作品，本质上就如同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棋局，而欣赏艺术的人就如同观棋者。在棋局进行过程中，观棋者在思索着，揣摩着每一个棋步，从中看出弈者的棋力、智慧、修养，甚至性格。观棋是一种快乐，特别是在观摩高手搏杀的时候。当然，一盘臭棋也可以把你气死。观棋的快乐在于：无论弈者的棋力高下，每一步棋都在揭示一种在虚空中浮现的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将通向什么地方，任你智力如何深邃也看不透。因为即使是臭棋，几步后的可能局面也会是天文数字，诸葛先生也算不过来。更何况下臭棋的人脑瓜里照样沸腾着出人意表的千百思路，不过个个都是臭的而已。有时候，棋盘上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冲突，凶险的搏杀，如同艺术中的高潮。无论弈者的功力是高是低，只要他们是全力搏杀，观棋者都会看出某些趣味。正如业余者甚至儿童的球赛，虽然水平远不如专业者，照样能使观众兴趣盎然。
    在各种棋里，只有一种棋是万万看不得的，这就是装模作样的假棋。假如下棋者不遵循取胜的逻辑，故意走出不合情理的漏着，卖尽破绽，你说这棋还有什么意思？下假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如某个时代某些中国队进行的比赛，故意诈输，藉以取悦对方，其结果是引起对方的抗议，据说是违背了体育竞争精神。下假棋的另一种可能是故意走出花假招数，在棋局上推出一个波谲云诡的形势，或营造一个震撼人心的结局。这种假棋在真正的对弈中不大常见，但与此类似的手法却大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
    当然，艺术创作和下棋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下棋是双方的竞争，而艺术创作则是一方的构思。所以艺术创作可以被更恰当地比喻为由一个人构思出的虚拟棋局，这种棋局有点像报纸娱乐版上的象棋残局，不过它常常是从头开始，全须全尾儿，不像残局只剩后半截儿。在这种虚拟棋局中不一定是双方对弈，也可以是多方出场，群雄逐鹿。这样一来，就与小说、戏剧中多角色的情况更加近似。然而，尽管是虚拟棋局，尽管是多元化的弈棋局面，弈棋的基本原则却不可违反。每一个虚拟的弈者（相当于一个艺术中的人物）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赢棋。他必须全心全意，毫无花巧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他必须观察棋势，运用棋盘上的逻辑，在许多可能的竞争中选取最合理的一种。
    一个构思棋局的人首先应该遵循这个原则。这样，即使局中棋势平淡，它仍是真棋，否则便是伪棋。假如棋力高超，想象力出众，一个编者可能在棋局上营造出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制造出悬念和出人意料的结尾。考虑到棋须是真棋的要求，编出这样一局棋有很高的难度，常常需要一个天才的手笔或造化的启示。然而，天才难得，造化的启示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舍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法子呢？如果真棋的要求和戏剧性难以得兼，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话，还有一条别的道儿可走。这条道儿，只要能打马虎眼，哄得别人看不出来，倒不失为一条捷径，那就是：制造伪棋。
    我们想像一个构思棋局的人，他为了营造波谲云诡的形势，或震撼人心的结局背弃了真棋原则。在他的棋局中，弈者相互串通，为了引出一个戏剧性的棋势，故意放水，走出匪夷所思的漏著。好在读者多半棋力不高，常常看不出破绽，他的花拳秀腿也能得到一片彩声。
    在艺术界，花拳秀腿的把式数不胜数。当一个人的才力无法驾驭题材的时候，艺术家的办法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放水。一个片子里的抗日英雄为了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扔下手枪徒手与手持长刀的鬼子军官搏斗，结果身上被砍了七八个血喇呼拉的大口子，居然还能不死，最后瞅不冷子扑上去，抱住鬼子军官，也不知道鬼子手持大刀，怎么会这么慷慨地给他近身的机会。我看到这里时不禁叫一声好，且看这个被砍得满身开花的人如何徒手捏死那个生猛的日本鬼子。幸亏导演想得周全，给他腰间别了颗手榴弹。最后是一声巨响，满目硝烟，在刺激的场景烘托下，勇士壮烈殉国。血淋淋的搏杀，轰轰烈烈的结尾，除了英雄和鬼子行事怪异，好像脑筋有毛病外，一切都尽善尽美。
    有几个片子的导演，大概有很强的惟美倾向。因为长长的彩布在风中飘曳多姿，很上镜，所以把许多场面都安排在染坊里。这用意倒也不坏，只是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读书人，作了两句诗：“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另一人见诗后叹曰，君家命如此之蹙耶？此人答：实无此事，但图对偶亲切耳。那人讥曰：何不言“爱妾眠僧舍，娇妻宿道房”？一个为了对偶亲切，就糟改自己兄弟。另一个为了彩布好看，就把故事搬到染坊。细想起来，两者何其相似乃耳？这种艺术，使人觉得轻飘飘毫无根底，像一个花衣斑斓，浓装艳抹的村妇。
    还有一个片子，为了画面美丽和场面紧张，摆脱一切情理和逻辑的约束，凭导演兴之所至将场景任意粘合，真是“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为了体现皇帝的威严，竟让他在金銮殿的屋顶上接见来宾。片子里场景灿烂，忙乱非常，只是里面的人物个个像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一样。
    所谓天马行空，如果不用照顾来龙去脉，本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一个疯子或醉汉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正如在棋盘上摆布伪棋，可以任意作张作致，什么古怪的花样都摆得出来。假如想造一盘好看的真棋，既要波澜起伏，又要顾及情理和棋盘上的逻辑，前前后后照顾周全，难度就大得多了，通常需要一个灵敏的头脑和高超的才力。这就是杰作和凡庸之作的区别。
    在艺术中，存在着两种东西。一种是对真实的摹写，或者是对遵循真实的逻辑发展出的可能世界的摹写。这种东西不太花哨，有一种天然的凝重。它的好处是一种整体把握，像一片织物一样，由许多纤维脉络组接而成。这些纤维脉络整体而连贯，每一根脉络在繁复的纠结中自然地通向某个地方，事先无法预料。整片织物带有一种和谐的美丽，令人惊叹织者的鬼斧神工。这样的作品不用别人的夸奖，在它问世后，就有一种天然的价值，理应得到世界的祝福。
    另一种东西出在矫伪风气蔓延的地方。在那里，艺术中真实的成分会被肉麻的煽情和廉价的表面效果取代。这种艺术品就像市场上的假货一样，猛的一看不错，但是有面子没里子。这种东西与真艺术的区别正像塑料花和真花的区别一样：塑料花不需要遵循生命的逻辑，不需要有细胞，也不需要有输送汁液的脉管，所以可以速成，用机器一压一个。唐代的韩干画马大大有名，杜甫先生还为诗讥曰：“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殊穷相。干惟画皮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如今的艺术家，又有几个能及得上韩干？
    杜丽娘的一生爱好是天然，如果活到今天，大概不会喜欢矫伪艺术。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人，又是怎么一来二去，变得能容忍，甚至开始喜欢充斥市场的矫伪艺术了呢？我怀疑艺术上矫伪的盛行不过是人们内心中矫伪的反映。矫伪的灵魂滋养矫伪的艺术，而矫伪的艺术又会造就矫伪的灵魂。这个不断相互复制的过程，才是一件值得长期忧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