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真的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吗？

    《乾隆帝》

    作者：[美] 欧立德 (Mark C. Elliott)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队伍抵达北京，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

    这次会见，被认为是近代东西方一次至关重要的接触，尽管结果令人沮丧。在英国使者面前，乾隆皇帝展现了一个东方独裁者的傲慢、保守和愚昧，他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他甚至在接见使者时问道：“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

    这一段公案，几乎成了晚近中国衰朽封闭的象征。然而，历史是否真的像它表面呈现的样子呢？

    欧立德的《乾隆帝》重新叙述了这个故事。这是一本面向美国和欧洲读者的书，目的是向他们介绍乾隆皇帝，一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作者在序言中说，绝大多数欧美读者对乾隆本人的事迹一无所知，甚至连其名号都不知晓。这种状况让欧立德感到惋惜，但其实并不奇怪，中国人同样不太搞得清伊丽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六，提起这两个名称，可能更容易让中国人想起一种甜瓜和一种昂贵的酒。

    这种陌生感，似乎并未远离1793年。但实际上，乾隆对于西方地理并非一无所知。

    1760 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就曾进献《坤舆全图》，这张世界地图中，两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地理调查和地理发现的各项重要成果都包含其中。蒋友仁还曾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勘测绘制新疆地区的地图。一个对地图如此感兴趣的皇帝，怎么会搞不清英国在什么地方？

    而从康熙皇帝的时代起，法国政府就一直在向中国派遣“科学传教团”，他们与清国的皇室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如果不是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乾隆的使团也将抵达巴黎，拜见路易十六。

    欧立德提出疑问：“乾隆是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语法错误的人，怎么可能会假装不知道英国和俄国的相对位置呢？”

    他猜测，乾隆皇帝之所以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是故意要给马戛尔尼使团留下一个印象，即“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

    如果我们去察看更多关于这次觐见的史料，就会对乾隆皇帝“保守愚昧”的刻板印象产生怀疑。当英国使者向他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皇帝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第二天，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乾隆皇帝所处的时代，几乎跨越了整个18世纪。这个世纪的西方，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世界史上，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时代”。

    以往，人们往往认为这个时代只发生在西方，而东方发生的，只有在康乾盛世中得固步自封。

    东方是否成为纯粹的旁观者呢？事实上，东亚的深刻变革，也在乾隆的时代发生，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

    乾隆的军队征服了新疆，尽管后来依然叛乱频仍，而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在此建立起像中原地区那样的统治方式。但乾隆朝的远征依然影响深远。

    它不仅大大扩展了清朝的疆域，而且影响了世界历史。中国和俄国的竞争不再仅限于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延伸到了中亚；准噶尔的消亡，则意味着欧亚大陆最后一个有威胁的游牧民族联盟已经消失，“上帝之鞭”和成吉思汗的时代彻底成为过去。

    欧立德评价说：“乾隆的这次征服其实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另一方面，虽然乾隆并不那么喜欢外国人，但他对东西方的贸易显然并不排斥。当不恰当的贸易禁令，使得南方的丝绸市场受到影响，影响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时，乾隆批评道：“徒立出洋之禁，则江浙所产粗丝转不得利，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中西方的贸易在乾隆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2300万镑红茶，这些茶叶带来的茶叶税，为英国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每年有3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在商业的主导下，一个新世界正在展开，而中国无疑是参与其中的。

    乾隆朝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个盛世，有很多弊病值得批评，但它未必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固步自封，而且也无法不参与到世界性的变动中来。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乾隆皇帝，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也不得不如欧立德所言：“天之骄子，世界之人”。